本文作者：姜鋒
上海外國語大學原黨委書記，上海區域國別學會會長。先后在教育部和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工作，曾任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

　　德國高度重視教育科研領域的國際化發展，將其定位為保障國家福祉、維持競爭創新能力與維護國家主權的核心領域。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于2024年5月發布的統計報告《開放的科學》從人員結構維度顯示，當前德國在高等教育、人才流動與科學研究領域仍保持很強國際吸引力與較高國際化水平，但領域內安全化特征凸顯。

　　一是國際學生規模保持穩步快速增長，生源呈現全球多元化分布格局。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數據，2023年全球跨國流動國際學生規模達730萬人，接納國際學生規模前五的國家分別為：美國，共接納956923人，占全球總量的13.1%；英國，共接納748461人，占比10.3%；澳大利亞，共接納467074人，占比6.4%；德國，共接納423197人，占比5.8%；加拿大共接納389181人，占比5.3%。在這5個國家中，德國是唯一的非英語國家。

　　國際學生的規模與結構是衡量一國教育吸引力的核心指標。根據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數據，2024/2025學年德國高等教育機構共接收國際學生402987人(約合40.3萬人)，較上一學年增長7.5%，占德國高校在校生總數的14%。有兩項特征值得關注：其一，93.7%的在德國際學生攻讀學位課程，說明赴德留學并非短期交流體驗，而是留學生學業與職業發展規劃的核心組成部分；其二，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德國東部各州高校，其國際學生占比高達20%，遠高于14%的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引入國際學生可成為緩解東部高校生源短缺、應對區域人口衰退問題的政策選項。

　　從生源國別來看，印度是德國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在德留學生規模為5.88萬人，占全德國際學生總量的14.6%；中國位列第二，規模為3.89萬人，占比9.7%；其余主要生源國依次為：土耳其2.1萬人，占比5.2%；伊朗1.7萬人，占比3.9%；巴基斯坦1.3萬人，占比3.1%；敘利亞1.2萬人，占比2.9%；烏克蘭1.1萬人，占比2.6%；俄羅斯1.1萬人，占比2.6%。

　　從來源區域分布來看，德國國際學生來源覆蓋全球，核心來源區域為歐洲與亞洲：歐洲共貢獻155946名國際學生，占比38.7%，其中歐盟成員國生源占比達71.8%，該格局受益于歐盟“伊拉斯謨+”計劃的流動便利化支持；亞洲以138012人(占比34.2%)成為第二大來源區域，其中南亞以印度生源為主、東亞以中國生源為主，東南亞生源數量最多的國家為越南；非洲(50969人，占比12.6%)、北美洲(35064人，占比8.7%)、拉丁美洲(20958人，占比5.2%)及中亞(1938人，占比0.5%)占比相對較低，但非洲學生集中選擇農業科學領域、北美洲學生集中選擇商科領域的生源結構特征，進一步豐富了德國教育的國際化維度。上述分布格局既體現了德國與周邊區域的地理文化親近性與交流便利性，也反映出德國對全球不同區域人才需求的覆蓋能力。

　　二是德國面向全球廣泛引進科研人員，引進人才高度集中于基礎研究領域，高端科研崗位優先聘用歐美國家研究人員。

　　國際研究人員作為科研創新體系的重要驅動力，其規模與結構可直接反映一國科研生態系統的開放水平與核心競爭力。2024/2025學年，德國高校與科研院所共聘用國際研究人員68300人(統計范圍為全職研究人員，不含企業輔助人員)，該群體的來源結構與領域分布特征，凸顯了德國在全球科研網絡中的樞紐地位。

　　從來源國結構來看，亞洲與歐洲國家共同構成國際研究人員的核心來源：印度籍研究人員數量位居第一，達6547人，占全部外籍科研人員總數的9.6%；中國籍科研人員為5146人，占比7.5%；意大利籍研究人員4685人，占比6.9%；伊朗籍研究人員3174人，占比4.6%；奧地利籍研究人員3113人，占比4.6%。

　　盡管亞洲籍科研人員在總量占比中位居前列，但在“國際教授”崗位的前五大來源國中，全部為歐美國家。其中奧地利籍777人，占比18.6%；意大利籍359人，占比8.6%；瑞士籍329人，占比7.9%；美國籍279人，占比6.7%；荷蘭籍259人，占比6.2%。這一分布特征表明，非歐美國家科研人員雖在德國外籍科研人員總量中占據較高比重，但多數處于中低層級崗位。

　　2023年數據進一步顯示，德國高校體系外的四大頂尖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隊伍國際化程度很高，外籍科研人員總規模達17486人，占比30.8%。其中，馬普學會(Max-Planck-Gesellschaft, MPG)外籍科研人員占比最高，達到53.5%；亥姆霍茲聯合會(Helmholtz-Gemeinschaft)為30.6%；萊布尼茨學會(Leibniz-Gemeinschaft)為28.8%；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為13.2%。

　　四大科研機構的外籍科研人員規模與占比存在顯著差異：聚焦基礎研究的馬普學會超半數研究人員為外籍，占比位居第一，是該會的支撐力量；而從事應用研究的弗勞恩霍夫協會外籍科研人員占比僅約十分之一，為四大機構最低，是輔助力量。該差異可能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在國家安全維度的屬性差異有關。上述四大科研機構整體分工清晰、特色鮮明：馬普學會作為德國規模最大的基礎研究機構，主要面向前沿未知領域開展探索；亥姆霍茲聯合會是德國大科學工程與應用基礎研究的核心載體，重點攻關重大戰略性科技問題；萊布尼茨學會則填補馬普學會與亥姆霍茲聯合會的研究空白，側重開展跨學科研究與公共科研服務。

　　三是維持教育領域全球合作的戰略優先定位、持續推進教育國際化發展，但合作安全化限制不斷增強，對華合作氛圍持續收緊。英語作為教學與科研通用語言的普及度，是德國學術環境國際吸引力的核心影響因素。

　　德國聯邦政府高度重視科研國際化進程，在2024年6月3日發布的《2026年聯邦研究與創新報告》中明確指出：當前創新發展與社會轉型壓力持續攀升，全球科研協作空前重要，聯邦政府將與伙伴國協同構建高能效、面向未來的國際化教育科研創新體系，豐富全球知識存量，并為此持續優化制度政策環境。7月29日，德國內閣通過聯邦科研人員工作合同法修正案草案，旨在進一步完善科研人員職業發展路徑，提升德國作為科研與創新高地的全球吸引力。

　　從國際宏觀環境來看，近年美國科研環境持續惡化，推動了全球科研人員重新選擇流動目的地，德國成為極具吸引力的流入選項，美國學術吸引力下降為德國帶來了人才流入紅利。據《每日鏡報》對德國核心科研與學術交流機構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過去一年，境外人員申請德國科研崗位與留學獎學金的規模翻倍增長，其中來自美國的申請人數增幅尤為顯著。在傳統人才流動格局中，馬普學會學者前往美國科研機構開展后續研究是常態，而當前已經出現美國學者申請普學會科研崗位的“人才倒流”現象。近年德國政府全面深化與印度的雙邊關系，來德印度學生與學者規模快速擴張，總量已大幅超過曾常年穩居數量第一的在德中國學生學者人數。

　　從德國本土學術環境與發展條件來看，《每日鏡報》報道指出，在問及德國學術吸引力時，多數受訪者將英語普及程度列為首要優勢。根據德國大學校長會議的統計數據，近十年來德國高校英語授課課程數量增長了一倍以上，占課程總量的平均比例超過10%；理工類專業的英語授課占比更高，農林、工商等國際學生占比較高的專業，英語授課比例超過20%，部分國際化程度更高的大學，絕大多數碩士專業課程均采用英語開設。英語已成為德國研究機構的通用工作語言，為國際學者開展合作交流提供了便利；德國本土學者與國際學術界保持緊密聯絡，也是提升其國際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此外，德國留學成本較低、各類資助項目供給充足，也是國際學生選擇赴德學習的重要原因。

　　近年德國教育科研在快速推進國際化的同時，也呈現出“逆國際化”政策，學術國際合作日益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德國有史以來首次全面凍結與俄羅斯的教育科研合作關系，逐步推進對美“去依賴”，系統性實施對華“去風險”政策，以強化歐洲“技術主權”。新版《2026年聯邦研究與創新報告》用較大篇幅闡述了對華去風險的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對華學術合作安全審查機制、發布安全警示文件、自2020年以來資助舉辦75場“中國定位”培訓活動，支持德國高校、科研機構及各聯邦州開展中德合作方案設計與風險評估，“助力其提升獨立自主的對華事務能力”。另一方面，在德國政府的大力推動與各方協同支持下，來德印度學生學者規模大幅增長，已躍居各國赴德學術人員總量首位，且仍保持強勁增長態勢。上述特征表明，德國教育科研國際化進程深受外交政策影響，呈現出日益顯著的“政治化”“安全化”傾向。這一傾向與德國教育科研發展迫切需要外國學生學者補充人力資本、支撐人才培養與科研開展的現實形成了明顯張力，尤其是與全球主要教育科研國家脫鉤，或是推進“去風險”“降依賴”，其結果難免與政策初衷相悖。

　　原標題：德國教育科研國際化程度高，但安全化趨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