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繼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①]、《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進一步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②]要求，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持續部署“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③]”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意見》(后文簡稱《意見》)，亦進一步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事項作出系統部署。從根本上看，《意見》既可謂從頂層設計上明確了我國未來一段時期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基本方略和分項要求，也屬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事項“四梁八柱”的清晰標定。為此，作為一種嘗試性的學理探討，本文特從宏觀要求、中觀導向以及實踐路向三個維度，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四梁八柱”做細化剖析探討，以供一線的實踐推進和理論研究做辯證參考。

　　一、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宏觀要求

　　《意見》明確指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屬性、人民屬性、戰略屬性，順應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發展特征和學齡人口變化趨勢，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協同育人……[④]”。從本質上看，《意見》的這一統領性表述，可謂明確地以三個“堅持”、一個“把握”、一個“順應”和一個“圍繞”的有機統合，清晰標定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宏觀要求。

　　首先，以三個“堅持”來明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指導思想、政治保障及實施步調。從《意見》文本中，我們可清晰看到，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指導思想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政治保障即“黨的領導”，實施步調是“穩中求進”。尤其“穩重求進”的改革步調的問題，其亦從深層次上說明，我們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必不會是疾風驟雨般的一擁而上和一蹴而就，相反會是有步驟、長期性的漸次推行。在這一基礎上，《意見》還同時提出了“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的內容表述。進一步從政策文本釋義做理解，這一表述的深層意蘊在于：我們“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系列實踐，都要在全過程、全鏈條、全環節中貫徹好的黨的教育方針。與此同時，所有的改革事項，以及改革后的各不同類型高校的辦學實踐，都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辦學方向，絕計不能因為改革而丟掉黨的教育方針，丟掉社會主義的辦學方向。

　　其次，以一個“把握”來重申基本定位：意即我們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實踐，必須牢牢把握好教育的“三大屬性”。本質上，政治屬性體現我國教育的根本方向，人民屬性體現我國教育的根本價值追求，戰略屬性體現教育在黨和國家事業中的先導性、基礎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⑤]，“三個屬性”的有機統合，可謂深刻揭示了我國社會主義教育的鮮明特色和獨有優勢。而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問題，在根本上也就是追求我國高等教育高水平發展的問題，在底層邏輯上屬“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實踐中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其必然也應從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維度，旗幟鮮明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教育的鮮明特色和獨有優勢。

　　再次，以一個“順應”來貼近環境要求：意即我們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其在基本出發點上所考慮的是“順應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發展特征和學齡人口變化趨勢”的問題。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數十年的發展，現已進入普及化階段(尤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自2023年突破60%以來，一直保持在60%以上的高位[⑥])，并在普及化階段形成了持續多年的發展累積，總體上到了必須更大力度地向高等教育內涵發展要動力、要活力的新興歷史階段。而這個“要動力、要活力”的過程，必然也要求我們各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都應能夠在更大程度上貼近自身功能發揮的應然樣態。由此，也必然會引出讓各不同類型高校在不同賽道上辦出特色、辦出水平、追求卓越的問題。另一方面，按我國各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排浪式”達峰的現實及趨勢，未來6—7年內(高等教育適齡人口達峰為2032年[⑦])，高等教育階段適齡人口的“先增后減”、繼而“斷崖式”下跌，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供大于求”的高等教育機會供給，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和以前相比，未來的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可以有更多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選擇，傳統高考“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情形亦將快速轉變。因此，面對更多可供選擇的高等教育機會，受教育者的多樣化高等教育需求必將被更大程度地充分釋放。故為了更好地承接受教育者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需要，無疑也就需要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來提供教育機會、來予以兜底保障。

　　最后，以一個“圍繞”來回應國家戰略：意即我們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其在最終落腳點上所考慮的是“圍繞國家戰略需求來協同育人”的問題。換言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中的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的高校分類，本質上是高等學校從傳統的學科發展向服務國家戰略的轉變。毋庸置疑，我們當下最大的國家戰略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而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既需要以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來實施引領，也離不開一批又一批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的高層次人才隊伍加以支撐。而這個科技自立自強的引領問題，特別是結構合理的高層次人才隊伍支撐問題，歸根結底都還需要研究型、應用型，以及技能型高校在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同行業領域、不同規格的高級專門人才培養上的分項統籌與協同發力。如果沒有研究型大學，則我們必然會缺失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支撐力量；與此同時，如果只有研究型大學，而沒有技能型高校，則我們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能工巧匠、大國工匠的培養培育也必然會受到限制，夯實穩定就業的基本盤問題也必然遭受挑戰；在這一基礎上，如果我們有了研究型大學，有了技能型高校，但沒有應用型高校，則社會生產生活領域普遍需要的生產人才、技術轉化人才，大批量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規模宏大的高級專門人才，必然也會失去直接的來源與供給……。因此，以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來服務國家戰略需求進行協同育人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讓不同類型高校都可以更加精準、更加優質地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的問題。

　　二、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中觀導向

　　縱覽《意見》文本內容，兼對其精神實質做剖析把握，《意見》除旗幟鮮明地提出前述的“宏觀要求”外，還進一步提出要“以統籌規劃為先導、以分類改革為動力、以科學評價為牽引……[⑧]”的導向要求。具體思考探討如下：

　　(一)明確將“統籌規劃”視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先導”

　　《意見》明確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要“以統籌規劃為先導”，意即整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的實施，都要建立在“統籌規劃”的基礎之上。其既非“摸著石頭過河”的冒險嘗試，也非“不預則廢”的盲目探索，而是一種建立前期的系統性改革和系統性實踐基礎之上的，已然到了從量變到質變階段的整體性躍升事項。

　　一方面，從統籌規劃的“具體事項”角度出發。既然《意見》開宗明義地以“關于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意見”為題，則這個“統籌規劃”的具體事項無疑就是“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而在實踐中，特別是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雖然內涵在中央頂層設計的“教育綜合改革”事項中，但其在本質上絕非是單純的教育事項，尤其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背景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除直接牽涉教育領域的改革事項外，必然還直接涉及到與科技領域、人才領域的改革協同。為此，首當其中地需要從“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系統全局來加以審視統籌，本質上都要求整個改革實踐要明確確立系統觀念和系統思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包括但不限于：一是高等教育在整個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和定位問題，典型的如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高等教育龍頭定位”和“基礎教育的基點定位”的協調適配問題；二是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中等教育，以及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等的貫通銜接問題，典型的如高等教育如何有效吸納其他層次的畢業生作為生源，如何為中等教育畢業生提供入學機會供給，以及如何為其他層次教育提供高水平優秀師資，兼從其知識內容、技術手段等維度反哺和支撐其他層次教育發展的問題等。

　　另一方面，從統籌規劃的“環境條件”角度出發。《意見》之所以提出要以統籌規劃來作為整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先導”，其在深層上還隱含有這樣的邏輯本意：我們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其絕非是單純的為改而改，核心還在于“要切實依據高等學校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條件變化，因勢制宜/因地制宜地做出科學的應對與調整，進而讓改革后的高等學校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適應并適度超前于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為制勝未來競爭新賽道、新領域提供強有力的科技及人才支撐”。為此，從這個意義上看，這個統籌規劃需要集中部署考量的事項還應包括：一是將所有的統籌規劃事項都嚴格限定在“教育發展規律”框架內，即整個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實踐，都要切實遵循和尊重固有的教育發展規律，特別是進一步強化和順應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固有規律性認識。二是聚焦我國高等教育的鮮明特色來做好統籌規劃，意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框架下的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問題，諸如在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中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問題，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的問題，讓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務“人類怎么了，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等。三是基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外部環境變化來做好統籌規劃。諸如最大限度規避西方國家“逆全球化”操弄對我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制約影響的問題，我國高等教育更好地融入和服務“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問題，面向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問題等。四是基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內部環境來做好統籌規劃。典型的如前述已然提到的高等教育從規模擴張轉向內涵發展的問題，更加積極地應對高等教育適齡人口變化的問題，以及“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高等教育角色使命及行動范式問題等。

　　(二)明確將“分類改革”視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動力”

　　在明確將“統籌規劃”視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先導”的基礎上，《意見》還進一步提出“以分類改革為動力”的要求，意即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實施，其深層次的動力來源在于“分類改革”。

　　一方面，“改革”應該是以“分類”為基礎的，是建立在對高校進行科學分類的基礎之上的。在這一點上，現有的理論研究已然清晰表明：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有其特定的歷史邏輯、學術邏輯和社會邏輯。

　　首先，從歷史邏輯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是高等教育體系演進和功能拓展的基本軌跡[⑨]”。尤其從我國的實際看。當下，我們已經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3167所的高等學校數量、4872.57萬人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其中，普通本科學校1278所(含獨立學院149所)，本科層次職業學校87所，高職(專科)學校1554所，成人高等學校248所。另有培養研究生的科研機構234所[⑩]。對于如此規模的高等教育體系，如果我們不能對其進行科學分類，進而在科學分類基礎上施以針對性的治理與統籌，則難免會在極大程度上造成我國人才資源潛能的損耗。畢竟在如此規模的高等教育在學人口中，必然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同樣的培養模式、培養規模，未來都會走入同樣的工作崗位，成為同一種類型的人才；反之，在如此規模的群體中，必然有人更適宜在基礎研究上持續精進而成為科研人才，有人更適合在技術革新上著力而從事技術性工作，有人更適合在技能應用上實現自我而成為能工巧匠甚至是大國工匠。故從這個意義上看，更加系統科學的高等學校分類，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分賽道特色發展，屬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時不我待的必由選擇。

　　其次，從學術邏輯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符合知識體系演進與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規律[11]”。眾所周知，任何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其在本質上都擔負著“知識操作”的基本功用。但客觀上，“知識并非均質單一，而是包括以求真為核心的理論知識、與行動和判斷相關的實踐知識，以及面向制作與操作的技藝知識。道為器之本，器為道之用。要使這些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知識得以有效生產、有序傳授和高效轉化，就需要相應的多樣化高校組織形態加以承載。研究型高校要聚焦知識創造、科研創新，重在通過科學實驗和學理探究深化原理性認識，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實現“從0到1”的原始創新作出貢獻；應用型高校要聚焦實踐知識、應用研究，重在經驗總結和現實觀照中形成付諸行動的智慧，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為“從1到100”的應用轉化和科技與產業融合創新作出貢獻；技能型高校則要聚焦技藝知識、崗位技能，重在動手實操掌握生產一線知識技能，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為“從100到10000”的落地實施與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12]。可見，沒有科學的高等學校分類，則也就難以形成經濟社會發展中更加適切、精準的知識操作(尤其是知識的發展與應用)。尤其在全球競爭已然極大演化為“科技和人才的競爭”的現實背景下，倘若我們不能更好地按照學術邏輯來積極助力高等學校的分類改革和分類發展，則最終必然損耗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發展動能。

　　再次，從社會邏輯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是新時代國家新發展格局的迫切需要[13]”。[1] 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各不同區域國民經濟社會生產部門對勞動力布局結構、勞動力技術結構，勞動力層次結構，以及勞動者的專業結構的需求亦然生成極大變化。特別是伴隨眾多新產業、新業態的涌現和發展，傳統高等教育人才輸出與就業市場的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已然進一步凸顯。為此，現實中也頻繁出現“高等學校人才培養已然明顯落后于社會需求”“多家科技大廠下到高中搶人”等論調和事項，進而越來越多的基層政策設計、理論研究呼吁都直接向“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學科專業結構調整”。而客觀上，從現有的勞動力市場需求看，特別是從整個國家的人才需求看，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科學變革高等學校的整個體系，讓不同類型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技術應用都可以始終走在“產業+市場”需求的前面，則任何學科專業結構調整的效用必然也是極為有限的。故從這個意義上看，分類推進高等學校改革、分類推進高等學校發展，實是迫切而又重要的教育綜合改革事項。

　　另一方面，“改革”應該是在已然科學分類好的不同類型高校的基礎上同步推進實施的。當下，我國正處于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乃至是人力資源強國邁進的階段。但這種邁進也在另外一個層面上意味著：我們的發展已在相當程度上走完了“人口紅利”，而必須要進一步向“人才”要紅利的階段。而現有的人才學研究表明：人才有其特定分類，也應該有其特定分類，更應該針對不同的人才潛能予以針對性的培養和培育。換言之，這也就從根本上意味著我們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向“人才”要紅利，首當其沖的任務就是要對各種“潛在型”的人才進行針對性的培養培育，或研究型人才，或應用型人才，或技能型人才，或多學科交叉的復合型人才等等。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要對不同的人才進行針對性培養，邏輯起點在于要有針對性的培養機構。故聚焦高級專門人才培養階段看，這個針對性的培養機構的來源，核心就在于我們要有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不同特色的高等學校來加以精準支撐、精準賦能。本質上，這也是國家歷久便將“高等學校分類發展”列為頂層設計重要事項的題中之義。

　　(三)明確將“科學評價”視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牽引”

　　在前述兩個維度的“中觀導向”確立的基礎上，《意見》還進一步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要“以科學評價為牽引”的要求部署。意即整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的實施，其直接的方向性動力來源于“科學評價”。換言之，沒有科學評價的這個指揮棒的牽引作用發揮，我們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就不可能得到較好的實施，且即便得到了實施，但只要評價指揮棒還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而不是“分類的”，那么整個工作的推進就不可能得到科學的響應與深化。與此同時，在這一基礎上，如果“科學評價”的“科學性”出了問題，則雖然我們想去做“科學評價”這個事，但評價的目標導向、評價的思想認識、評價的觀念形態、評價的文化慣習，以及評價的標準一旦存在錯誤和偏差，則整個的評價工作必然會從根本上遭受挑戰。故從這個意義上看，尤需在構建“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上下功夫。

　　首先，評價的“指揮棒”的科學性的問題。從事物判別，尤其是事實判斷的基礎邏輯出發，科學認識不同事物是對不同事物做出科學判別的起點，意即唯物辯證法所說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認識事物的基礎”[14]。因此，在分類推進高校改革進程中，其核心的邏輯起點還在于對不同類型的高校進行具體的分析，進而才能在這一基礎上更好地認識、理解并把握這些高校的科學發展。而本質上，這一系列實踐的邏輯起點，也正在于確立評判不同類型高校的“指揮棒”。現實中，我們已經在歷史邏輯、學術邏輯的作用下發展出了不同類型的高校，且在未來的更長時期，我們還需要更加科學合理地依托不同類型高校來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來服務國家戰略。因此，我們也絕不能單純地用同一個“指揮棒”，用同一個評價標準來指揮和評價多個不同類型的高校。而是應該切實依據不同類型學校的定位、特色、目標導向等，科學構建與之相符的評價“指揮棒”。

　　其次，科學運用“科學的指揮棒”的問題。在廣義的“測量”上，人們習慣于關注探討信度、效度的問題。同樣地，在分類推進高校改革過程中，即便我們已經構建起了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揮棒”，但最終的評價測度結果還與“效度”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對標全國規模龐大的高等學校系統，還應進一步考量“科學運用‘科學的指揮棒’”的問題。這其中有幾個核心關節點，包括但不限于：一是系列評價過程中，特別是部分定性評價上的“人為干預”和“主觀影響”問題；二是評價結果的科學運用問題。典型的如針對某個“基于科學指標科學評價出來的科學結果”，其究竟是用于診斷、激勵、改進高等學校的發展，還是用做資源投入的依據，亦或是其他……本質上，這些都是在將“科學評價”視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牽引”過程中，理應予以精細化把握的問題。

　　三、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實踐路向

　　繼前述的宏觀要求和中觀導向部署外，《意見》還以大量的篇幅，體系化規制了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多個著力點。結合《意見》的相關內容表述，我們特從深化理解的角度，細化思考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實踐路向如下。

　　(一)實踐路向之：優化分類布局結構

　　一是在分類框架和分類模式構建上著力。在這一點上，《意見》明確要求“科學構建高校分類發展體系，區分綜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確立高校分類框架，根據隸屬關系建立多元適配的高校分類模式”。聚焦這一部署的落地落實，我國高等學校未來的發展賽道必會變得更加多元、更加科學，過去那種高等學校“千篇一律”的同質化發展必將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必然是讓各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在不同賽道上辦出水平、特色發展、追求卓越。二是在資源要素統籌配置上著力。在這一點上，雖然《意見》在文本內容上將其表述為“統籌中央部門所屬高校和地方高校協同發展；統籌高等教育資源布局；統籌完善人才培養結構；統籌用好國際國內資源”。但從本質上看，中央部門所屬高校和地方高校協同發展的問題，本質上也就是典型的“縱向”行政體系上的資源要素流向問題；而統籌高等教育資源布局，以及國際國內資源的問題，本質上也就是典型的“橫向”的地理空間上的資源要素配置問題。而統籌完善人才培養結構的問題，從資源視角看，最終落腳的也都是在哪一個類型/層次的人才培養上增加/減少資源要素投入的問題。故綜合來看，從“優化分類布局結構”維度來審視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實踐，歸根結底即在科學分類基礎之上予以科學的資源投入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也是當下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必須邁出的關鍵一步。

　　(二)實踐路向之：激發分類發展動能

　　一是分別向“研究型、應用型和技能型高校”要不同的發展動能。與“十五五”規劃“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表述不同，《意見》強調的是“研究型大學”“特色應用型本科院校”和“行業特色高校”的部署。針對研究型大學，主要強調向其要“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支撐力量”的動能；針對特色應用型本科院校，主要強調向其要“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力量”的動能；針對行業特色高校，主要強調向其要“夯實服務行業創新發展支點力量”和“強化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動能。從這個意義上看，在未來的高等學校體系中，三種不同類型高校都理應一步明確發展定位、明確服務導向、明確產出目標。二是有機統籌各不同類型高校來集中服務國家的拔尖人才培養。《意見》將其直接表述為“構建高等教育融合發展新形態，探索國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新模式”。但從更深層次的理解看，我們還須旗幟鮮明地指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絕不是為了單純的分類而分類，也并非是讓高校在分類后仍舊“各自為戰”和“單打獨斗”，而是為了在科學分類的基礎上更好地融合發展，更好地使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都可以在自身不同的賽道內“堅定地保持特色發展的戰略定力來追求自身的高水平發展”，進而更好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科學、合理的高水平智力支持和高層次人才支撐。故我們也認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立足不同類型高校的辦學定位和持續發展，新一輪“雙一流”建設、“雙優”建設，以及“新雙高”建設必將成為各高校競相布局的新賽道，集“縱向分層+橫向分類”于一體的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必將得以形成。

　　(三)實踐路向之：健全分類發展機制

　　在健全分類發展機制上，《意見》一共提出了“高校科學設置機制”“高校分類管理機制”“高校分類評價機制”“資源配置激勵機制”和“人才供需適配機制”五個機制。但在這其中，諸如高校科學設置機制、資源配置激勵機制、人才供需適配機制等，是我們高等教育領域一直在實踐的。但諸如高校分類管理機制、高校分類評價機制，則是我們以前的高等教育發展實踐中所沒有的新事物。故從這個意義上看，作為一種實施路向的剖析探討，我們認為：未來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理應在“機制構建和機制運用”把握好如下問題。一是要讓現有機制更加健全完善并更好發揮作用的問題。在這其中，首要的核心事項在于強化國家在高校設置上的頂層設計與宏觀指導。在現實中，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未來在哪些區域布局多少數量的哪中類型/層次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問題；其次便是完善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的學科專業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在現實中，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在哪一個領域的哪一個層次上培養多少人才的問題。二是要新建一些機制來保障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不斷推進的問題。在這其中，一個是“高校分類管理機制”的問題，一個是“高校分類評價機制”的問題。而現實中，這兩個東西都是我們當下所沒有的。故在實踐層面的推進實施中，本質上又應回到“宏觀要求”和“中觀導向”上做好謀劃，進而方能更加科學、合理地在現實中予以推進。與此同時，現實中對高校“分類管理、分類評價”的不斷探索積累和試驗試錯，其在本質上亦能反過來助推國家層面的宏觀要求調整和中觀導向優化。當然，作為一種理論思考，我們也旗幟鮮明地認為：雖然從制度變遷的基本理論看，在后續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實踐中，由國家層面來高位統籌實施“分類管理、分類評價”制度供給，其可更大限度地提升制度變遷的效率，特別是降低制度切換的時間成本和行政成本，但在我國巨大治理規模和幅員遼闊的現實面前，這種“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政策傳導和政策實施，難免可能會因為一線的認知理解差異，以及不同層次/部門之間的路徑依賴慣性等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執行偏差”。因此，極有必要在做好“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基礎上，鼓勵引導各相關高等學校、相關區域積極探索基層實踐和一線嘗試，進而從另一側面實施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輔助，最終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效能提升。

　　最后，我們還應進一步認識到：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除直接牽涉教育領域、科技領域、人才領域的多個核心利益相關主體外，其在本質上還與市場主體、社會公眾等密切相關。因此，整個改革事項的推進，除需在“教育綜合改革”框架內做好統籌實施外，還應切實“營造同向發力的政策環境與社會氛圍，匡正社會認知與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外部環境[15]”，進而以更加科學的改革政績觀、改革使命感，廣泛吸納多元的社會力量，深入地培育高校分類發展、分類管理、分類評價的社會認知和環境情境。唯有如此，我們的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工作方能更快、更優、更加持久地凸顯成效。

　　作者簡介：段從宇，男，云南楚雄人，深圳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政策與制度。

　　[①]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②] 《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zgh/202603/U020260317369114704096.pdf.

　　[④]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意見>》,https://www.gov.cn/zhengce/202609/content_7081587.htm.

　　[⑤] 懷進鵬:《把教育強國的宏偉藍圖變為美好現實》,《求是》2025年第11期。

　　[⑥] 注：按2023年、2024年、2025年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3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為60.20%；2024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為60.80%；2025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為61.30%。而在此前的2022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為59.6%，未達到60%的水平。

　　[⑦] 吳丹.《教育資源如何適配學齡人口變化》.人民日報.2026-03-22.

　　[⑧]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意見>》,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9/content_7081585.htm.

　　[⑨] 管培俊:《以系統思維統籌推進高校分類改革發展》,《中國高教研究》2026年第5期。

　　[⑩] 202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607/t20260706_1442870.html.

　　[11] 同⑨

　　[12] 同⑨

　　[13] 同⑨

　　[14]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7頁。

　　[15] 管培俊:《以系統思維統籌推進高校分類改革發展》,《中國高教研究》2026年第5期。

　　原文發表于知網，經作者授權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