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既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重構國家創新體系的重大戰略抉擇，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動能培育的頂層作為部署。但客觀上，由于長期分散交叉管理的機構設置后效影響，現實政策供給不足導致的基層貫徹落實乏力，部門管理條塊分割形成的資源協同壁壘，以及基層實踐操作上“想做而不會做”[1]等多元因素交織耦合，現實場域中不同主體/層級(含高等教育主體)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總體上極大面臨“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方面的制約掣肘。為此，基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的“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2]的科學論斷，以及學界關于“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匯點”[3]的系列論述，本文特從底層邏輯維度，對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高等教育角色使命及行動范式進行探討，兼對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路向”做細化思考，以期為相關政府部門及高教領域的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事項提供決策參考。

　　一、高等教育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角色使命闡釋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并非并列式的“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的國家事業實踐與政策組合，而是“教育、科技、人才”耦合關聯和循環賦能的有機統合。在這其中，教育構筑起人力資本培育與增值的基礎性根基，人才承載起科技創新與創造的主體性支撐，創新創造反哺為教育發展和人才集聚的動力源助推[1] [4]。而高等教育(以若干高等學校在系列職能發揮實踐中結成的高等教育系統)作為銜接這一多重系統的關鍵組織，其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角色使命，不止于簡單的“高等教育功能+高等學校職能”的疊加與拓展，具體分析闡釋如下。

　　1.從“龍頭”定位看高等教育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引領角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建設教育強國，基點在基礎教育，龍頭是高等教育”[5]。這一科學論斷既清晰界定了高等教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引領地位，同時也從側面指出了高等教育在功能使命上的“超教育系統”特性及內涵，即“高等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志”[6]。而在這一基礎上，教育強國建設并非孤立事項，而是與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同向共生、相互支撐的。為此，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定位高等教育的角色使命，尤其需要“跳出教育系統”來審視高等教育發展，并將其置于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有機協同整體框架內科學定位。

　　首先，明確定位高等教育為教育強國建設的牽引力量。教育強國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基礎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終身教育等多個層次的教育子系統。在這其中，高等教育處于金字塔的頂端，其人才培養質量、科研創新產出、社會服務輸出，均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整個教育系統的整體實力及國際競爭力。尤其高等教育領域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不僅引領基礎教育改革的方向，也為職業教育提供高層次的師資與技術支持，更是我國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和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關鍵支撐。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通過培養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持續反哺和助推基礎教育、中等教育、職業教育等發展，直接催生出教育體系內部“教育培養師資—師資反哺教育”的有機循環。可以說，高等教育是整個教育系統最為重要的輸出端口，其發展水平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一國的教育供給能力和教育發展水平。

　　其次，明確定位高等教育為科技強國建設的核心引擎。從共時態層面看，科技強國建設需要以“基礎研究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以及創新體系完善”為核心支撐。當前，我國高校作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承擔了全國60%以上的基礎研究和80%以上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獲得75%以上國家自然科學獎和技術發明獎、55%以上的科技進步獎，特別是在生命科學、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物質科學和空間科學等領域取得一批原創性成果”[8]。從歷時態層面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追趕列強”的“兩彈一星”，到在全球競爭中彎道超車的“載人航天”，及至當下開辟未來競爭新賽道、新領域的量子通信及人工智能，高校科研隊伍歷來都在國家科技創新創造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一眾高校還通過“政-產-學-研-用-金”多主體合作的創新協同，在多個維度上直接或間接推動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產業應用。其間，得益于國家層面的“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2023—2025年)”實施，截至2025年底，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達到10.1%[9]，與專項行動實施前相比提升顯著。這一事實直接表明：高校科技創新成果正在加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可以說，在當下，高校當之無愧地成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10]。尤其這種“結合點”定位與“龍頭”定位一脈相承的持續演進，必將進一步形塑和鞏固高校在科技強國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地位。

　　再次，明確定位高等教育為人才強國建設的主要陣地。從本質上看，人才強國建設需要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而高等教育長期保有“人才培養”的核心功能，可謂是各類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母機”[11]。無論是《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所分類的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農村實用人才[12]，還是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所提的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以及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13]，抑或是市場體系中的“新業態人才”，其培養的基礎起點和關鍵環節更多也都是由高等學校來完成的。在這一基礎上，高校還通過博士后制度，直接培養造就大批量的青年科技人才;通過繼續教育，系統提升在職人員的學歷層次和職后發展動能等。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高校只有抓住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個根本才能辦好，才能辦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14]。尤其從底層邏輯上看，我們認為：這既是對高等教育育人功能發揮的根本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在人才強國建設中使命擔當的集中體現。

　　2.從“交匯點”定位看高等教育“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樞紐角色

　　如果說“龍頭”定位是從縱向層級關系上揭示高等教育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引領地位，那么“交匯點”定位，則可從橫向功能關系上進一步揭示高等教育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樞紐角色。

　　首先，高校應更好地成為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應用的全鏈條貫通體。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本質上是以知識操作(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運用)為基本邏輯鏈條而貫通起來的。高校既從事知識的發現與創造(科研)，也從事知識的傳播與分享(教學)，還從事知識的轉化與應用(社會服務)。這種全鏈條的知識操作活動，使得高校成為社會組織中唯一可同時覆蓋知識生產、傳播、應用的機構。相比之下，科研院所雖也有一系列的知識操作活動，但這種操作更多聚焦在知識生產領域，而企業的知識操作則主要聚焦于知識應用環節，教育體系中其他教育層次的知識操作則主要聚焦于知識傳播。可見，高校這種全鏈條貫通的知識操作特性，使其無論是在打通“從0到1”的原始創新上，還是在“從1到100”的產業化應用上都獨具優勢，都可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大有作為。

　　其次，高校應更好地成為學科、人才、平臺的多要素融合集聚地。眾所周知，現代大學總體是以學科為基礎來進行辦學的，由此也必然會匯聚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繼而擔負建設不同類型/行業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協同創新中心等科研平臺的重任，兼承擔相關的專科、本科及博碩士人才培養任務。這種“三位一體”的要素集聚融合，使高校天然地具備了將教育、科技、人才進行融合的基礎條件。典型的如那些由高等學校來牽頭承建的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抑或是大科學裝置)等平臺載體，其往往也都同時承擔科學研究任務、高層次人才培養任務以及社會服務職能，其本身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極為典型的“微觀載體”。可以說，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高校長期發展演化而成的“學科—人才—平臺”三位一體結構，無疑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較好組織形態。

　　再次，高校應更好地成為政府、企業及社會在國家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事項上的交互聯結樞紐。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離不開“政—產—學—研—用—金”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和獻力。在這一過程中，各級政府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都要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部署要求密切合作、協同共進[15]。其中，高等學校作為公共知識機構，既天然地以“學(知識傳播)+研(知識生產)”向前聯結“政(政府)”+“產(產業)”，也在實踐中以“用(知識運用)”向后聯結“金(金融資本)”。這種多向聯結，直接使高校成為“政府—市場—社會”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中深度交互的硬件“路由器”與軟件“轉換器”。典型的如：高校通過建設大學科技園、技術轉移中心，將政府的政策引導、企業的現實需求、社會資本投入等有機結合起來，進而有效地融合為現實場域中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實踐。

　　最后，高校應更好地成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短期需求與長期戰略的平衡器。從中國式現代化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的角度看，“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既要直接回應當下的經濟社會發展訴求，也需持續引領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及國家發展動能培育。在這一過程中，高等學校因其相對獨立的教育屬性，特別是“百年樹人”的教育功能發揮長效性，總體上可較好地超越市場短期波動干擾，形成對基礎研究、人文社科、通識教育等的長效投入。客觀上，也正是這種“慢變量”特性，使高校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孵化前沿技術方面生成明顯的不可替代性。可以說，高校是國家各類創新主體中唯一能夠同時兼顧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以及文化傳承創新的組織。

　　綜合前述兩個維度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在國家頂層設計的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部署中，高等教育既是引領方向的“龍頭”，也是聚合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資源要素的“交匯點”，更是貫通“政府、市場、社會”等多維參與主體協同的“交互樞紐”。換言之，在當下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高等教育尤須擔負好如下基本使命：一是從國家戰略層面，作為教育強國建設的龍頭，直接引領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協同建設;二是從運行機制層面，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統的核心交匯樞紐，持續貫通“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的高效銜接。而這種雙重使命的耦合聯動，無疑也要求高等教育(單一的高等學校、以及由若干高等學校結成的高等教育系統)應積極構建適配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新興行動范式。

　　二、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高等教育行動范式轉向

　　對標“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理想樣態的高等教育角色使命要求，傳統并列運行的高等學校五大職能，既無法高效適配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高等教育龍頭作用發揮，也無法更好釋放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的深層效能。對此，尤須從“系統要素+系統整體”有機統合角度因勢調整轉向。

　　1.在人才培養轉向上：從“單維育人”到“科教融匯、產教融合”

　　傳統的高等學校人才培養模式，普遍存在“教學—科研、學校—社會”相對分離的情形。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往往以傳授知識為主，學生以接受知識為主，且科研活動與教學活動的關聯度不高，社會實踐與課程學習的結合不夠緊密。這種模式雖有助于培養掌握特定領域知識和技能的高級專門人才，但在“科”“教”分離的體制機制及制度文化下，這一模式難免會在相當程度上導致高校人才培養優勢較難有效轉化為高水平科研創新成果，優質豐富的科學研究資源難以集聚為“多學科交叉的復合型人才培養”優勢[16]。故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背景下，高等學校人才培養有必要實施三個方面的轉向。

　　一是聚焦科教融匯，將科研優勢轉化為育人資源和育人優勢。一方面，可考慮依托高校與各類科研機構的精準化合作，系統性匯聚雙方在師資力量、科研設施、學術成果、數據資源等方面的優質育人資源，進而構建起“科研資源服務教學—教學實踐反哺科研”的雙向賦能格局，最終從源頭上提升育人內容的科學性、前沿性和實踐性[17];另一方面，可考慮由高校持續依托本科生導師制、人才培養項目制等，積極吸納本科生積極參與各類科研項目研究，培養其科學思維和創新能力。在這一基礎上，還可進一步推動研究生科研選題與國家戰略需求的緊密對接，以通過“在做中學+在研中創”的有機結合，不斷創新高等學校人才培養模式。典型的如：部分國內頂高校以“強基計劃”[18]的科教融合育人，有效形成了國家重大科研項目與基礎學科人才培養的結合;又如，南方科技大學牽頭建設的“深圳自由電子激光”大科學裝置[19]，在服務于前沿科研攻關的同時，亦成為學生接觸世界頂尖科研設施、在重大科技任務中成長的重要育人平臺。這些育人模式的實踐探索，核心共通點均在于將高校的科研活動轉化為人才培養陣地，進而以學生的科研實踐來加速學生個體的更好成長。

　　二是聚焦產教融合，將產業一線需求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一方面，引導高校主動對接行業企業的專門人才需求來調整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探索實施“按出口開設專業+按出口設置課程+按出口開展實訓+按出口實施教學”的產教融合型人才培養。特別在應用型高校和職業院校中，產教融合更應成為此類高校辦學的主導方向。另一方面，持續鼓勵高校教師群體赴企業生產一線扎根實踐(諸如部分地區實行的“科技副總”)，并聘請企業專家擔任高校兼職教師(諸如部分地區實行的“產業導師”)，更好形成“人才培養出口”與“市場需求入口”的高效對接。

　　三是聚焦貫通式人才培養，統籌構建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創新人才培養鏈條。一方面，可考慮由高等教育主動向基礎教育領域下沉和延伸，通過多樣化的學科競賽、科學營等方式，既及時發現和培養具有創新潛質和創新思維的人才苗子，又倒逼和引領基礎教育優化“育人模式”和“選材方式”;另一方面，更好貫通本—碩—博一體化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的“人才中介紐帶”和“科技動力源助推”更好地與“教育的主體性支撐”有機融合為若干可感可及的人才培養項目。

　　2.在科學研究轉向上：從“學術導向”到“需求導向、使命驅動”

　　傳統的高校科研評價普遍以論文發表的刊物、項目級別、獎勵等級、專利數量等作為核心指標。這種做法雖易于橫向比較和操作實施，但難免加劇高校辦學發展實踐與現實社會需求和國家戰略急需間的偏離。為此，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背景下，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極有必要聚焦“科研使命”來加速三個轉變。

　　一是從自由探索到“有組織科研”的轉變。切實圍繞國家重大戰略以及區域發展急需組建跨學科、跨單位、跨地區、跨行業領域的科研團隊，集中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問題。典型的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高校應主動對接國家實驗室、科研院所、科技領軍企業等多元主體，將分散的高校研究整合為有組織的協同攻關體系，最大限度規避科研事項上的各自為戰和資源錯配。

　　二是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的雙向貫通。既直接實施以“科學”為本的基礎研究來產出原創性成果，也更加關注以“技術”為應用的科技成果轉化，尤其為更好實現高校在“教育培養人才—人才加持科技創新創造—科技創新創造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環，還可考慮構建“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產業孵化—人才獲益—反哺教學—培育人才”的全鏈條創新機制。典型的如：上海交通大學實施的“科技成果轉化專項改革”，將科研人員的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到70%以上，極大地激發了轉化動力[20]。又如，重慶大學通過設立“概念驗證中心”，構建起從“想法—技術—產品—商品”的全鏈條驗證服務體系，幫助高校老師把實驗室里的成果進行技術和產業化驗證，加速了科技成果走向市場的進程[21]。

　　三是從國內競爭到“全球合作”的轉變。從我國“教育科技人才開放系統”向外部開放賦能，以及積極為全球貢獻“教育科技人才公共產品”的角度出發，高校還應積極為“人類怎么了，世界向何處去”等問題的解決提供直接方案，尤其要與國際頂尖大學、科研機構開展科研協作。特別是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公共衛生等全球性問題上，持續輸出中國智慧、貢獻中國方案。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小院高墻”式科技封鎖的背景下，我們的高校還應切實考慮通過面向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教育科技人才公共產品供給，更大力度吸引其優秀人才來華留學、研修訪學、工作，進一步夯實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多元人才支撐。

　　3.在社會服務轉向上：從“被動響應”到“主動融入、深度賦能”

　　高等學校傳統的社會服務，往往以接受政府或企業的委托項目，或通過技術轉讓、咨詢服務等方式展開，這種“被動”模式雖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服務效果，但總體上難以形成長效持久的戰略服務能力，尤其無法較好地體現高校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上的自發性、引領性和主動性。為此，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背景下，高等學校的社會服務職能極有必要實施三個維度的升級。

　　一是從單一的技術/服務轉讓到協同創新。與大型央國企、科技領軍企業、專精特新企業等主體共同建設聯合實驗室、技術研發中心、協同創新中心等，打造“科研項目共擔+知識產權共享+創新人才共育”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范式，集中將高校的智力資源與企業的產業資源深度融合，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創新協同體。

　　二是從分散服務到體系化支撐。引導高校應聚焦所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急需問題，組建跨學科研究團隊來提供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尤其要在鄉村振興、基層治理、環境保護、生態涵養、產業升級、公共服務等領域持續發揮高校的智庫作用、人才對口幫扶作用等，切實將高校的社會服務從“單點突破”發展為“系統賦能”。

　　三是從被動完成任務到主動引領發展。依托高校的智力資源集中優勢，持續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學的決策參考，為企業的生產革新提供超前的技術儲備，為行業的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撐，尤其要讓高等學校的整個社會服務都切實走在經濟社會發展前面，真正做到適應并適度超前于經濟社會發展。

　　4.在文化傳承創新轉向上：從“知識傳授”到“文化自覺、價值引領”

　　文化傳承創新雖是高等教育功能之一，但在一系列的以教學、科研為核心指標的“評價指揮棒”作用下，這一功能極易在實踐中被邊緣化。為此，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背景下，高等學校的文化傳承創新理應實現兩個方面強化。

　　一是進一步強化“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觀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培育。尤其在當下，我們相當一部分的政策制定主體、政策執行主體，以及社會實踐個體，都未曾有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文化培育和觀念塑造，從而導致其在具體工作實踐中，仍將教育、科技、人才事項進行分開考量。典型的事實是：現實中的教育科技人才“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問題;教育教學中的“科學知識學習”與“科學精神和科學意識培育相分離”問題等。二是進一步強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在科技創新加速迭代，尤其是教育、科技、人才已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的當下，高校尤需進一步強化科技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協同發展，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生物醫學、深空探測等前沿領域的高層次人才培養中，更應進一步加強科技倫理和人文精神的培養，進而更好地使高等教育領域的科研實踐，以及那些由高等學校所培養出來的高層次人才所實施的科學研究，都能始終圍繞“技術向上+技術向善”方向行穩致遠。唯有如此，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的“教育科技人才”良性耦合，方能更好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服務于全人類的共同發展。

　　5.在國際交流合作轉向上：從“引進來”到“走出去、深合作”

　　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國際交往問題”，本質上即“引進來+走出去”協同聯動的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問題。為此，需集中做好以下事項：

　　一是持續提升高等教育的國際話語權問題。積極地參與國際教育規則、國際學術標準制定、國際教育質量評估等全球教育治理事務，推動中國教育理念、中國學術成果、優質教育資源更好走向世界。尤其在這一過程中，要更加強調通過創辦國際學術期刊、舉辦國際教育科技人才論壇等方式，進一步講好中國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中國故事，發出中國教育科技人才更好服務世界的中國聲音。

　　二是持續拓展高等教育領域的國際公共產品問題。積極探索面向全球，特別是“全球南方”的教育科技人才公共產品供給。更大力度引導高校在融入和服務“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金磚國家合作等機制的基礎上，通過設立海外校區、孔子學院、技術轉移中心、魯班工坊等方式，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等提供教育服務、科技支持和人才培訓。在“留學中國”品牌建設中，更大力度、更高水平地培養更多知華、友華的國際人才。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亦應進一步強化我國教育科技人才公共產品供給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建設，最大限度規避西方對我們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地緣政治操弄和歪曲敘事。

　　三、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路向思考

　　2010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文件，首次正式提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命題[22]，并啟動首輪省級綜合改革實踐。黨的二十大后，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布局全面升級：2023年7月6日，教育部宣布實施“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戰略工程”[23];2025年1月17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24];同年12月，教育部公布首批39所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高校名單。客觀上，此次的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旨在通過試點高校的改革探索實踐，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深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創新，探索構建面向未來的高等教育新形態。相較于以往聚焦單一領域的教學改革或科研改革，此次試點更強調的是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屬內嵌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的“試點試驗”，在本質上承擔有制度試驗、路徑探索的深層要義。為此，結合前述論述，思考探討“試點試驗”的實踐路向如下。

　　1.改目標導向：從“教育本位”到“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

　　長期以來，高等學校辦學實踐的目標導向主要圍繞“教育”自身展開，更多聚焦“教育系統”內部開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而對“教育系統”以外的科技創新創造、人才培育集聚，普遍存在資源要素流動和整合配置的協同壁壘。這種“教育本位”的行動范式，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已然亟需調整。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的首要任務在于實施辦學目標導向轉向，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作為辦學治校的關鍵路向。

　　具體而言，可集中考量實施三個方面的轉變。一是變“單一目標”為“復合目標”。換言之，高校的目標考核不應僅關注“培養了多少學生”“發了多少論文”“承擔了多少科研項目”等，而應將“產出了多少創新成果”“轉化了多少技術成果”“服務了多少生產生活一線需求”“解決了多少國家戰略急需問題”等納入核心考核體系。二是從“內部循環”到“外部協同”，切實“推動高校從注重學科發展向服務國家使命轉變”[25]，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需求、行業發展趨勢、區域經濟布局，將自身的辦學實踐有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方面，主動圍繞科技自立自強、產業轉型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領域優化學科布局和科研方向，更加高效地服務國家層面(至少是本區域)“教育鏈—人才鏈—產業鏈—創新鏈”的深度銜接;另一方面，加強與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及其他社會主體的協同合作，打破區域內各教育科技人才資源要素高效流動的壁壘，推動創新資源及創新要素高效匯聚。三是走從“分軌運行”到“融合貫通”道路。高校內部的教學、科研、人事、財務、后勤等部門，亦應該在服務學校發展過程中，增強資源配置政策(舉措)取向的一致性，科學形塑“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內部治理體系。尤其在操作層面，試點高校可率先建立“三位一體”目標體系。如積極探索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指數”作為學校綜合考核的核心指標，分設人才培養質量、科技創新能力、人才集聚水平、產教融合深度、社會服務貢獻等若干二級指標。同時，將相關的一體化發展目標分解到各學院、各學科、各團隊，形成層層傳導、逐級落實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責任鏈條。

　　2.破難點堵點：消除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的關鍵障礙

　　讓試點高校更好地基于自身的角色使命實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更好地支撐和服務全國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絕非一蹴而就的事，必須直面一系列的難點堵點。具體包括：體制機制、觀念文化和資源條件層面的難點堵點。理論上，各試點高校理應在試點過程中系統識別并破解這些障礙，進而在一定時期的經驗積累后形成可供其他高校借鑒、復制的一系列舉措。

　　首先，集中考量破除體制機制層面的難點堵點。一是學科壁壘問題。當前高校的學科設置普遍以一級學科為基礎，學科之間界限明顯，跨學科交叉融合面臨制度障礙。典型的如：一個做生物醫學管理研究的高校教師，若按《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看，其知識操作活動明顯涉及的工學(0831生物醫學工程)、醫學、管理學三個一級學科的交叉，但在學科評估、課題申報、學術成果發表中，生物醫學工程既不是工學中最為核心的領域，也不是醫學中最為關鍵的事項，更不是管理學中最為緊迫的內容，故極易陷入“每個學科都可以搭邊，但在每個學科中都相對弱勢”的境地。二是評價體系分割問題。當下的教育評價、科技評價、人才評價分別由不同部門主導，評價標準互不銜接，有時甚至還存在“政出多門的政策打架”問題。典型的如：教師既要滿足教學工作量要求，又要達到科研任務指標，還要持續參與社會服務，但三者之間缺乏內在的有機聯系，致使教師長期面臨目標分散的多頭考核，極易陷入發展取向上的莫衷一是的困境。三是高校的辦學自主權問題。當下，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教育部等五部門《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等系列政策的深入實施，我國高校的辦學自主權總體上得以極大提升。但與此同時，諸如“高校編制及崗位管理自主權、薪酬分配自主權、經費及資產使用管理自主權、基本建設項目自主權”等，仍有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空間。

　　其次，破除文化觀念層面的難點堵點。一是改變“重科研輕教學”的慣習。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科研業績普遍在高校教師職稱晉升中占據高于教學業績的權重，由此導致“高校教師在面臨抉擇時，受到職稱評定、經費申請等更具‘含金量’的誘惑，很容易倒向科研一端”[26]。導致這一情況的深層原因在于：相當數量的教師群體及管理者對“科研是教學的源頭活水+教學是科研的隱形動力”的互促關系認識不足。對此的改革，可謂勢在必行!二是消除“重論文輕應用”的傾向。當下，雖然“破五唯”改革已然實施了數年，但在相當部分的高校科研評價中，論文發表數量與期刊檔次仍位居核心指標行列，且與教師崗位聘任、人才項目申報及榮譽評價等直接關聯。相反，社會服務等體現實際貢獻的業績卻未能得到同等認可。由此導致教師在科研事項中過度關注“短、平、快”的論文產出，而對那些需長期投入、持續深耕的領域，往往缺乏足夠的“耐心”。三是矯正“重引進輕培養”的偏差。部分高校將大量資源用于引進“帽子人才”，而忽視了對本土教師的培養和對青年人才的扶持。這種過度依靠“外引”的人才隊伍建設策略，極易消解本土人才的“扎根奉獻情懷”，甚至造成本土人才的規模性流失。之所以存在前述三個文化觀念方面的難點堵點，核心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領域長期缺乏將“教育—科技—人才”放置一體謀劃和實踐的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因此，在高等教育領域更大力度培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文化，無疑也應是本輪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應集中解決好的事項。

　　再次，破除資源條件層面的難點堵點。一是資金投入不足，特別是企業界、產業界資金，以及其他耐心資本合法合規進入高等教育領域(特別是科研資助領域)的問題。這其中，尤需考慮科學破解“既能用好多元資金，又能避免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為資本所綁架”的問題。二是辦學空間調整，特別是大規模中試基地、產業化園區限制的問題，極大限制了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時效，為此，可考慮構建“高校科研+產業科研+市場科研”有機融合的常態化機制。三是人才共享共用不足，特別是高校、產業界與科研院所之間的人才資源順暢流動，以及企業高端人才合理進入高校協作育人的問題等，為此，尤須科學破除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匯中的人才共享共用壁壘。

　　3.一體推進：把準高校可在綜合改革試點中先行先試的關鍵事項

　　結合高等教育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角色使命，聚焦破解高等學校積極實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難點堵點，從理論層面思考“試點高校”可積極作為的核心內容如下。

　　一是在“學科設置動態調整與交叉融合”方面先行先試。積極聚焦國家戰略需求、科技發展趨勢和產業發展需求，探索建設面向國家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學科群，并在學科群框架內自主設置“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碳中和+”等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和前沿學科等，兼以“學科特區”方式賦予跨學科團隊獨立運行的自主權，含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和評價機制等。在此基礎上，還應對標“國家戰略、區域急需、人口變動”的多元耦合，前瞻性布局學科專業動態調整，對長期招生困難、就業率低、與戰略需求脫節的學科專業，予以及時的“關停并轉”。

　　二是在“科教融匯+產教融合”的人才培養方面先試先行。積極探索以實踐育人為主的“項目制”人才培養范式，持續淡化“專業”概念，將學校辦學實踐中的科研項目、產業項目等確立為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的基本載體。兼在這一過程中，打造“以項目推進相關主體為核心的‘多主體協同’的人才培養機制”。一方面，可考慮建立“雙導師制”，聘請企業專家擔任兼職導師，與校內導師共同指導學生，進而培養出扎實理論素養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兼備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推動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科技領軍企業共同參與人才培養方案設計，促進未來人才培養與科研創新、產業需求有效銜接。此外，高校還應探索“本碩博貫通”的人才一體化培養模式，尤其要對具有突出創新潛質的本科生實施個性化培養，支持其盡早進入研究生階段學習，縮短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周期。

　　三是在“有組織科研+有組織成果轉化”方面先試先行。從“跳出高等教育看高等教育”的維度，積極構建跨學科、跨學院、跨區域、跨行業領域的“大科研團隊”，圍繞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和“卡脖子”問題進行集中攻關。同時，應建立“成果轉化特區”，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其以技術入股、專利許可等方式參與成果轉化，并享有較高的收益分配比例。此外，積極引入市場力量，更加高效地組織建設“概念驗證中心”和“中試示范基地”等成果轉化服務平臺，通過對早期科研成果進行技術可行性驗證等方式，降低成果轉化過程中的技術和市場風險，加快創新成果落地。

　　四是在“人才引進、培養、評價、流動”一體化改革方面先試先行。對標科技自立自強要求，積極探索建立與學校發展實際相符的“人才特區”，對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實行“協議工資制”“年薪制”等更加靈活的薪酬制度，并賦予其崗位聘期、團隊組建等方面的自主權。同時，進一步創新人才評價范式，全面引入大數據的“人才畫像”對人才進行科學、立體的“分類評價”，特別是要對教學型、科研型、應用型教師實行差異化評價，并建立成果轉化社會服務人才培養等維度的等效替代評價機制。此外，還應探索實施“促進人才合理流動”的支持機制，支持具有較強產業實踐需求的教師，尤其是工程技術類的教師到企業掛職、創業，并保留其人事關系;同時，吸引企業高端人才到高校任教，進而真正地以人才的高效合理流動來服務學校發展。

　　五是在“高校內部資源配置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先試先行。在這一點上，試點高校可考慮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領導小組”，科學統籌學校內部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以學校內部因勢制宜的“教育培養人才—人才創新科技—科技反哺教育”小循環，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層面(含區域層面)的“教育培養人才—人才創新科技—科技反哺教育”大循環。同時，積極探索高校內部資源配置機制改革。一方面，分步實施高校內部二級單位的“預算制”改革，賦予學院更大的經費自主權;另一方面，試點探索“校—專業集群”的扁平化治理模式，賦予各類“專業集群組織”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成果轉化和資源配置方面的更大自主權，尤其要在這一過程中，應切實增強學校內部“教學、科研、人事、財務、后勤”等部門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資源配置上的政策/舉措取向一致性。

　　最后，在前述“改、破、試”三個維度的路向探討基礎上，為更好地集聚形成“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可復制、借鑒和推廣的經驗，我們還須從堅持系統思維和系統觀念的角度出發：

　　(1)切實考慮39所高校的“分類試點+整體推進”問題。在分類試點上，切實區分研究型試點高校、地方應用型試點高校的差異化改革重點，最大限度規避改革舉措部署上的一刀切。在整體推進上，做好各類試點經驗的辯證吸收和推廣借鑒，特別是要在試點過程中同步梳理改革方案、制度文本、實施成效，及時總結改革中的成功做法與風險教訓，為其他高校推廣借鑒。長遠來看，39所試點高校不是改革終點，而是制度創新試驗田，核心在于以這些高校的先試先行，分期、分批、分類探索可供全國其他同類高校參照借鑒的“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模式，進而最終以“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和“高等教育新形態構建”，系統化推動高等教育真正成為暢通“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的核心樞紐。

　　(2)切實重塑高等教育的戰略定位問題。理論上，高等教育依托“教育強國龍頭”的戰略定位，承擔著引領“三個強國”協同建設的使命;依托教育、科技、人才交匯樞紐的組織稟賦，擔負著暢通三者良性循環的核心任務。但在實踐中，這種雙重角色使命的擔當和效能生成，歸根結底在于透過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合作”等職能的融合共生。因此，“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的高等教育實踐，尤應“跳出高等教育看高等教育”，切實將傳統聚焦于教育系統的高等教育發展，科學放置于“教育科技人才系統”中來加以科學定位。

　　(3)切實把握好破解“科教融匯、產教融合”體制機制障礙的窗口期問題。任何改革事項都有其特定的窗口期，且“改革的窗口期往往轉瞬即逝，我們必須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27]。為此，試點高校應始終圍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聚焦本輪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的窗口期，全面跳出單一的教育思維/單一的教育系統思維/單一的高等學校思維/單一的高等教育系統思維，將由若干高等學校運行實踐合組而成的高等系統變革，切實置于國家層面的“教育科技人才系統良性耦合運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整體框架”內，更加客觀、系統地審視高等教育的發展運行和內部治理，力爭在2030年甚至更早時點，推動高等教育完成從傳統學歷教育載體轉向“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原始科技創新、高層次人才集聚”的三位一體戰略平臺，進而高質量支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建設。

　　作者：段從宇(深圳大學 教育學部)，彭遠鴻(深圳大學 教育學部)，安麗華(連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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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ole, Mission, and Action Paradig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With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of

　　Higher Education

DUAN Congyu, PENG Yuanhong, AN Lihua

　　(Faculty of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Within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top-level design for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leading force i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ssumes a pivotal role in coordinating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s an organizational carrier that converges and interconnect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ossess the intellectual-operational endowment to bridge the "education chain—talent chain—innovation chain." This organic unity of dual role fundamentally compel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underlying logic: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elements (with universities as constituent unit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drives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from parallel development toward coupled symbiosi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comprising multiple universities and their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reinforces the supportive role of education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alent.Ultimately, these efforts aim to efficiently establish a basic action paradigm that serves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of higher education must, in particular,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ircumstances in three key areas: "re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in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break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and bottlenecks faced by universities in supporting and serving this integrated advancement; and "piloting” new benchmarks for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Key words: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Higher education; Role and mission;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