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全球創新體系普遍存在結構性失衡問題：重視基礎科研攻關，輕視成果產業化轉化；看重單點技術突破，忽視成果在廣闊場景下的復制推廣。大量具備應用潛力的前沿技術止步于實驗室階段，專利產出數量可觀，卻難以轉化為實體經濟實際效益，創新資源投入與社會實際收益出現明顯錯配。在此現實背景下，規模化創新逐步成為我國創新理論與產業實踐領域的重要議題，為推動科技成果落地、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全新分析視角。與過去碎片化、小范圍試驗式的創新活動不同，規模化創新構建起技術攻關、中試轉化、標準化量產、場景落地與數據迭代優化的完整創新閉環，創新成效的評判邏輯隨之發生改變：創新價值不再簡單依靠專利數量、實驗室指標來衡量，技術能否批量復制、跨場景應用、持續迭代升級，成為判斷創新質量的核心標準。

　　培育新質生產力是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任務，本質就是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實現創新成果從局部試點走向規模化普惠應用。經過數十年產業積累，我國已經擺脫模仿跟隨的低端創新階段。完備的全產業鏈工業體系、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新型舉國體制制度優勢、規模龐大的高素質工程師群體、數量密集的多元應用場景，共同構筑起我國發展規模化創新的獨特基礎條件，也讓我國成為全球規模化創新實踐重要的試驗場。立足中國實踐提煉規模化創新的理論要義，總結本土實踐經驗，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規模化創新發展路徑，既能夠夯實新質生產力發展根基，服務創新中國建設，也能夠豐富中國自主創新知識體系，為全球創新治理貢獻源自中國的理論視角與實踐經驗。

　　規模化創新的理論要義

　　創新理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豐富演進的過程。以約瑟夫·熊彼特、羅思韋爾、諾斯、切薩布魯夫等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搭建起經典創新分析框架，揭示了創新活動的部分一般規律，但相關研究大多聚焦企業個體創新行為與前端研發流程，對技術落地放大、大規模普及擴散環節的討論存在明顯短板。熊彼特最早將創新界定為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區分技術發明與商業化應用，強調技術唯有走向市場才算完成創新，但理論重心落在企業家主導的單點顛覆式創新。羅思韋爾歸納五代創新范式演進脈絡，梳理出從技術推動、需求拉動，到雙向耦合、網絡集成，再到生態化協同的演化路徑。諾斯從制度維度闡釋制度安排對技術推廣邊界的約束；切薩布魯夫的開放式創新理論論證創新要素跨組織流動的價值。近年布羅克爾、科爾等國際學者的實證研究，開始關注創新規模化困境，指出大量新技術止步示范試點，嘗試提煉影響規模化推廣的相關要素。但總體來看，海外現有研究仍存在顯著局限：對超大規模市場、舉國體制、完整產業鏈這類條件下的創新過程缺少深度分析，對從原型研發、中試放大到全域普及的完整全鏈路缺少系統闡釋，難以充分解釋中國場景下的規模化創新實踐。

　　國內學術界立足我國產業發展現實，在創新成果轉化機制、新質生產力內涵闡釋、創新范式本土化建構等方向形成大量研究積累，為規模化創新理論建構打下扎實學術基礎。陳勁、尹西明、陳泰倫等學者圍繞新質生產力開展系列研究，明確提出，新質生產力區別于傳統生產力的核心在于創新具備強大的產業化延展性，原創技術不能止步于實驗室原型，必須適配多元現實場景完成批量落地與產業滲透。薛美慧、丁明磊等學者進一步從國家創新體系視角指出，我國創新體系建設不能只聚焦前端科研產出，更要補齊技術放大、產業適配的制度與載體短板，破解長期存在的“科研強、轉化弱”結構性矛盾。不少國內研究已意識到，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稟賦會深刻重塑創新演化路徑，但尚未形成一套貫通從原型研發到全域普及的完整分析框架。在綜合梳理國內外創新范式、深度剖析國內大量產業科創案例的基礎上，我們需要進一步推進規模化創新的理論凝練，嘗試構建契合中國國情的規模化創新分析框架。

　　實際上，我國的創新實踐已經走在既有理論的前面，海量、多層次的產業場景持續為前沿技術提供低成本試錯空間，新型舉國體制打通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多元產業需求之間的統籌聯動通道；超大規模內需市場形成“創新激勵—產業篩選”的雙重效應，為新技術迭代提供廣闊試驗場；完備的全產業鏈配套能力持續攤薄新技術落地的工藝與制造成本，為技術從樣品走向量產提供硬件支撐。在數字技術、先進制造、新能源等領域，一大批本土技術正是依托這套條件完成從試點到推廣的躍遷。大量本土科創實踐顯示，創新最大的瓶頸往往不是實驗室層面能不能實現技術突破，而是技術如何完成工藝定型、中試放大、標準化復制，真正跨越從樣品到產品、從試點示范到全域普及的現實鴻溝。

　　正是基于中國產業現實，同時對域外經典創新理論開展批判性吸收，跳出單點創新、線性創新的傳統研究框架，整合本土產業實踐經驗，可將規模化創新界定為：規模化創新是以真實市場需求為導向，依托制度、產業、市場三重支撐體系，貫通基礎研究、技術攻關、中試放大、標準化量產、全域場景復用、數據反饋迭代的完整創新全鏈路，實現創新成果標準化復制、跨行業滲透、普惠普及與持續迭代的高階系統性創新模式。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規模化創新不等同于單純技術突破，也不是簡單的產業化生產行為，而是全鏈路貫通、多主體參與、可持續演進、追求普惠價值的系統性創新過程。對比傳統線性創新模式，規模化創新具備四項核心固有特征。

　　第一是全域滲透性。傳統創新往往局限于單一企業、單一產品、單一行業內部，創新價值被約束在局部邊界之內，技術應用范圍很難向外拓展。規模化創新打破上述邊界，創新成果沿著產業鏈上下游深度延伸，主動向跨產業的多元場景滲透，實現創新價值的跨界輻射。一項技術不局限于最初誕生的行業，經過場景化適配改造之后，可以遷移應用到更多產業賽道，釋放更大的經濟與社會價值。第二是閉環迭代成長性。傳統創新常常將研發結題、樣機試制視作創新的終點，項目結題之后市場反饋渠道缺失，后續迭代優化動力不足。規模化創新則把市場落地作為持續優化的全新起點，依托大規模真實應用場景產生海量運行數據，反向查找技術缺陷、優化生產工藝、迭代改進產品方案，形成“落地—反饋—迭代—升級”的正向成長循環，在大規模市場化使用過程中持續提升技術成熟度與產品可靠性。第三是多維協同性。技術本身只是基礎條件，單靠技術要素無法完成規模化落地。規模化創新要求制度政策、長期資本、產業場景三者深度耦合、動態匹配。制度層面需要持續完善成果轉化激勵、知識產權保護、產業標準共建等配套政策，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資本層面需要匹配能夠承受中長期風險的耐心資本，覆蓋中試、工藝改造等高風險環節；產業層面要開放豐富的應用場景，夯實全產業鏈配套能力。政策、資本、產業場景互相支撐協同，共同破除創新放大過程中的各類現實梗阻。第四是公共普惠價值。傳統模式之下，創新收益容易向頭部企業、高端產業領域集中，中小市場主體難以共享技術紅利，造成創新收益分配失衡。規模化創新強調創新紅利的更廣范圍釋放，推動先進技術下沉，賦能廣大中小微企業，服務民生相關領域，規避創新收益的過度壟斷，實現創新的社會化普惠賦能。

　　規模化創新擁有明確的理論價值與現實實踐價值，是適配我國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高階創新范式。對內層面，規模化創新全鏈條貫通的運行邏輯，有助于疏通長期存在的產學研成果轉化堵點。它既高度重視原始技術攻關，也著重強調中試平臺、產業聯合體等中間載體建設，打通從科研實驗室到產業應用的中間斷層，加快產業結構迭代升級，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對外層面，依托我國可復制、低成本的規模化創新實踐經驗，可以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創新發展參考范式，助力縮小全球南北創新發展差距，豐富全球多邊創新協作路徑，為全球創新治理貢獻中國經驗。規模化創新并非一成不變的靜態狀態，而是遵循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由量到質的動態演化規律。傳統域外五代創新范式，更多聚焦前端研發環節，側重描述創新主體組織模式的變遷，但缺少對中試放大、規模擴散、全域普及整套過程的系統論述，難以完整解釋中國場景下創新放大的完整過程。結合我國大量產業實踐，可以將規模化創新的演進劃分為四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單點試驗期。核心產出技術原型、實驗室樣品與相關專利，主要回答技術“能不能造出來”的問題。這一階段和傳統單點創新相重合，重點完成原理驗證，產出實驗室原型，但工藝尚未定型，不具備大批量生產條件。第二階段為小批量中試期。開展工藝調試定型，完成小批量試制，驗證商業可行性，解決“能不能小規模生產”的問題。中試是銜接實驗室原型和大規模量產的關鍵過渡環節。很多創新成果都卡在這一階段，盡管實驗室原型可行，但放大生產之后出現工藝不穩定、成本居高不下等難題，中試平臺、產業聯合體正是打通該階段梗阻的重要載體。第三階段為規模化量產期。依托完備產業鏈配套，不斷攤薄單位生產成本，形成成熟穩定的標準化生產方案，解決“能不能大批量制造”的問題。這一階段實現產品大規模供給，但應用場景還相對集中，尚未完成跨行業廣泛遷移。第四階段為全域生態普及期。技術實現跨行業遷移應用，形成通用行業標準，依托廣泛市場應用持續迭代優化，完成創新價值全域釋放。這也是規模化創新區別于普通大規模生產的標志性階段。創新不再局限于單一產業內部，技術、標準、解決方案向外輻射，賦能大量市場主體，實現普惠價值。

　　總體而言，規模化創新理論植根于中國創新發展實踐，是我國自主知識體系當中關于創新范式的重要組成。規模化創新理論直面現實當中大量技術“試點容易、普及困難”的共性難題，完整還原從實驗室原型一直到全域普及的全鏈條過程。在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時代背景下，發展規模化創新，不能僅僅盯著科研論文與專利產出，更要補齊中試轉化、標準化建設、場景開放、制度配套、長期資本供給等關鍵短板，充分釋放我國全產業鏈、超大規模市場、新型舉國體制帶來的獨特優勢，推動更多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廣闊實體經濟，把技術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產業競爭優勢。

　　中國規模化創新的階段性成就

　　依托超大規模市場稟賦、全球最完備的工業產業體系、分層精準的宏觀政策體系以及持續開放的創新生態，我國走出了一條區別于歐美“小眾精英化、實驗室導向”的創新路徑，構建起研發突破、中試放大、批量量產、全域普及、迭代升級的中國式規模化創新閉環。與發達國家創新多聚焦前沿尖端、小眾場景和高端細分賽道不同，我國創新體系天然具備“場景廣、載體全、落地快、復制強”的規模化特質，實現了前沿技術從單點示范向全行業滲透、從試點探索向國民經濟全域賦能的質變。在2026年夏季達沃斯論壇“規模化創新”主題框架下，我國在數字智能、綠色低碳、高端裝備、制度創新等領域的落地成果，為世界各國破解“創新落地難、技術規模化難”的共性困境提供了可復制、可借鑒的中國經驗。

　　數字智能領域是我國規模化創新起步最早、成熟度最高、示范效應最強的核心賽道，率先完成了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5G/6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從實驗室原型、試點試驗到全民普及、產業全覆蓋的完整躍遷。當前，我國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已深度滲透國民經濟各大工業門類，覆蓋機械、紡織、化工、電子、裝備制造等絕大多數傳統產業，徹底重塑了傳統制造業的生產范式與效率體系。依托統一的數字化標準與模塊化技術方案，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業質檢、智能排產、柔性制造、智能倉儲、能耗管控等關鍵生產環節，形成標準化、可快速復刻的行業解決方案，能夠在同類企業、同類產線中批量推廣、快速落地，實現傳統制造業的批量降本、提質增效。在民生服務與社會治理領域，移動支付、智慧物流、即時零售、數字政務、智慧交通、智慧社區等數字化創新業態實現全國全域覆蓋，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活躍度最高、迭代速度最快的數字應用場景集群。海量、多元、高頻的真實市場場景持續反向倒逼算法優化、模型迭代與技術升級，使我國通用人工智能走出了獨特的應用驅動研發、場景反哺創新的發展路徑，突破了歐美人工智能技術長期聚焦于科研實驗、高端測試、小眾商用的發展局限，實現了數字技術的普惠化、規模化、常態化創新。

　　綠色低碳賽道集中彰顯了我國全產業鏈規模化創新的體系優勢，構建起全球最完整的光伏、風電、儲能、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綠色創新產業生態，實現了技術自主突破、產能規模化釋放、市場全民普及、成本斷崖式下降的系統性創新成效。多年來，我國依托超大規模綠色消費市場和完善的上下游配套產業集群，持續推動綠色技術迭代升級，通過大規模量產、產業集聚、工藝優化、材料革新持續攤薄單位產品生產成本。數據顯示，我國光伏組件、動力電池核心產品近十年綜合成本降幅超過七成，徹底扭轉了綠色能源技術早期成本高、推廣難、依賴進口的被動局面。當前，我國綠色創新成果不僅深度支撐國內“雙碳”戰略落地、能源結構轉型與產業綠色升級，還持續批量出海，適配全球不同經濟體的能源轉型需求，為全球綠色復蘇和低碳創新規模化落地提供了低成本、高可靠性、高適配性的中國方案，成為全球綠色規模化創新的核心引擎與引領力量。

　　在高端裝備制造硬核創新領域，我國實現了重大裝備技術自主突破、國內大規模落地、標準化體系成型、全球復制推廣的四級躍升。高鐵網絡、特高壓輸電、大型盾構機、智能工程機械、高端軌道交通裝備等戰略性硬核裝備，在攻克國外技術壟斷、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之后，依托國內超大基建場景、廣闊國土空間和多層次應用環境，完成了海量落地驗證與持續迭代優化，形成成套化、標準化、體系化的技術標準與工程方案。相較于國外裝備技術應用場景單一、落地規模有限、迭代速度緩慢的短板，我國通過大規模真實工況應用持續打磨工藝、優化性能、完善標準體系，既筑牢了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底線，又形成了可對外復制輸出的高端裝備規模化創新模式，實現了技術安全、產業規模、標準輸出三重價值的統一。

　　制度體系創新是支撐我國規模化創新持續迭代、行穩致遠的底層保障。我國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精準補齊科技創新鏈條中的概念驗證、中試放大、成果轉化、產業適配等薄弱環節，布局建設一批國家級產業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公共中試平臺，有效破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實驗室成果豐富、量產落地稀少”的規模化梗阻。同時，持續優化創新創業制度環境，常態化落實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科技創新專項補貼等正向激勵政策，構建起龍頭企業牽頭突破共性技術、專精特新企業深耕細分創新、中小微企業廣泛參與場景創新的梯度化、多層次規模化創新主體格局。通過持續推進科創領域制度型開放，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科創先行示范區承接全球高端人才、前沿技術、優質創新資本，實現國內外創新要素雙向流動與雙向賦能，為我國規模化創新的長期迭代和持續領跑提供了穩定、開放、多元的生態支撐。

　　未來規模化創新高質量發展的優化路徑

　　綜上，中國在規模化創新方面走在了前列，“創新”已然成為我國新的國家名片。這不僅僅得益于龐大的人口基數，更關鍵的是充沛的創新活力、敢于試錯的企業家精神，以及政府的配套扶持政策，共同支撐創業者不斷成長壯大、競爭力持續提升，并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然而，對照規模化創新“單點試驗—中試迭代—規模量產—全域普及”四階段的完整演進規律，現階段我國規模化創新正處于規模有余而質量不足、應用領跑而原創偏弱的結構性過渡階段，創新體系的全鏈條短板阻滯了創新從規模化量產邁向全域生態普及，掣肘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國內創新多聚焦于工藝優化、場景適配等中下游應用層面，具備明顯的跟隨式創新特征，在底層算法、工業基礎軟件、高端材料及芯片架構等基礎研究領域儲備不足，產業核心底層架構對外依存度偏高，存在體量龐大但根基懸空的共性短板。同時，國內廣闊市場誘發了部分中小微企業創新行為的短期化和同質化復刻，導致通用型顛覆性技術供給稀缺，產業體量優勢難以轉化為核心競爭實力。科研評價偏重論文、專利等量化指標，科研成果與產業落地需求脫節，加之公共中試載體缺口較大，使得科研成果難以跨越轉化“死亡之谷”。此外，我國豐富的創新實踐尚未轉化為國際規則標準，全球創新話語權有待增強。加之長線耐心資本稀缺，信貸周期與創新周期錯配，前沿技術規模化迭代面臨融資約束。

　　針對上述短板，立足超大規模市場稟賦、全門類工業體系基礎以及分層精準施策的制度優勢，緊扣新質生產力培育的核心要求，應從源頭科研筑基、產業分層治理、中試載體完善、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全周期資本保障五大核心維度入手，搭建全方位、全鏈條、適配性強的規模化創新一體化長效優化體系，系統性破解原創不足、轉化梗阻、話語權偏弱和資本錯配等突出問題，推動我國規模化創新實現從數量規模擴張向質量效能躍升、從應用場景領跑向底層原創引領、從國內產業普及向全球價值賦能的全方位系統性升級。

　　首先，加大基礎研究扶持力度，補齊單點試驗階段的原創短板，筑牢創新底層根基。基礎原創實力決定著規模化創新發展的上限，也是扭轉我國應用強、原創弱這一產業格局的核心抓手。建議進一步將基礎研究納入國家創新頂層規劃，搭建多元投入、容錯包容的長效資助機制，摒棄科研扶持的短期功利化傾向。設立國家級原創技術專項基金，弱化短期市場收益考核，定向攻堅量子算法、第三代半導體材料、工業基礎軟件、合成生物機理、高端精密材料等“卡脖子”底層領域，補齊原理層面的研究短板。同步改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評價規則，下調論文、專利等量化指標權重，拉長原創成果的評價周期，新增產業化落地、行業標準編制、關鍵技術國產替代等實踐性考核內容，引導科研工作更貼合產業實際需求。推動行業龍頭聯合高校與科研院所共建前沿實驗室，圍繞量產適配、場景迭代開展定向攻關，搭建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轉化、中試熟化、規模量產、全域普及的完整創新鏈條，從根源上降低底層技術的對外依存度，實現創新全鏈條自主可控。

　　其次，推行差異化的梯度產業治理，化解低端同質化內卷，打通規模化量產階段的落地通道。當前國內產業創新分層失衡，中小微企業偏向跟風復刻，低端賽道產能扎堆，顛覆性通用技術供給稀缺，亟待建立分類施策的治理模式。建議由各行業鏈主龍頭牽頭組建產業鏈創新聯合體，整合行業人才、設備、數據資源，攻關共性技術與顛覆性技術，打造能夠跨區域復制的標準化成套方案，形成國家級創新標桿。引導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扎根細分零部件、特色工藝等垂直賽道，走精細化、高附加值路線，形成龍頭攻堅通用底層技術、中小企業配套細分環節的分工格局。擴容省、市兩級的公共中試平臺、工藝驗證與成果熟化基地，補齊中西部載體缺口，面向科創主體低價開放試制場地、檢測設備和工藝調試服務，依托財政補貼分擔中試階段風險，降低企業成果轉化成本。劃定低端同質化復刻的負面清單，搭配差異化財稅、土地、信貸政策，淘汰落后產能，引導產業創新向原創研發、標準打造等高附加值方向升級。

　　再次，持續推進科創領域的高水平制度型對外開放，全面提升我國在全球創新治理中的話語權，賦能創新范式第四階段的全域國際化普及升級。在全球創新協同格局下，制度型開放是推動我國規模化創新走出國門、實現全域普及的關鍵路徑。建議依托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國家級科創示范區等開放高地，持續優化海外高端科研人才居留、跨境技術合作及國際科研項目備案等便利化政策，搭建常態化、制度化的中外創新協同孵化與技術交流平臺，實現全球前沿底層技術、高端科創人才、優質創新資本的雙向流動與雙向賦能。依托我國在新能源、智能制造、數字政務、綠色儲能等優勢賽道積攢的海量落地場景，主動參與ISO、OECD、世界經濟論壇等行業規范和技術標準的編制工作，將國內規模化創新實踐經驗轉化為國際通用規則，把場景優勢轉化為制度軟實力。借鑒前沿全球創新協同理論，面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搭建創新幫扶與合作機制，輸出低成本、易復制的產業升級方案，擴大中國式創新的全球影響力。

　　同時，全方位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內生動力，健全多層次人才長效激勵體系，夯實規模化創新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基礎。創新主體活力與人才動能是保障四階段創新范式持續迭代的微觀基石。建議持續常態化落實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收減免和科技創新專項補貼等普惠性激勵政策，引導企業制定三至五年中長期研發投入規劃，摒棄短期逐利、淺層復刻的套利式創新思維。持續優化創新創業營商環境，精簡科創項目審批流程，降低創新創業準入門檻，釋放初創團隊、小微企業的創新潛力，匯聚微觀創新動能，形成宏觀產業升級勢能。貼合中試研發、量產標準化運營和行業標準制定的現實需求，調整高校人才培養方案，增設規模化創新管理、中試工藝、產業標準等復合型專業，補齊全鏈條人才缺口。完善科研人員股權激勵、收益分紅機制，提高科研團隊在產業化成果中的收益分配比例，調動科研人員攻堅工藝瓶頸、推進技術規模化落地的主觀能動性。

　　最后，完善全周期、多層次的資本閉環支撐體系，適配四階段創新演進規律，為規模化創新長效迭代提供穩定資金活水。規模化創新高風險、長周期、重投入、慢回報的特征，決定了其必須依托全周期、多層次、長時段的耐心資本支撐。建議針對基礎研究、概念驗證、原型開發、中試熟化等階段風險高、資本參與意愿弱的市場短板，持續擴容省市級、國家級科創政府引導基金，前置引導社會創投、私募股權資金布局早期原創創新項目，彌補市場化資本在早期的缺位短板。搭建“長期資金—FOF母基金—科創私募基金”三級資本循環框架，適度放寬保險資金、企業/職業年金等配置科創產品的監管約束，借助長線低成本資本托底前沿技術擴產進程。優化科創板、創業板、北交所上市與退出渠道，搭建“早期創投投入—量產盈利—資本市場退出”的良性循環，打造覆蓋創新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撐體系，持續為我國規模化創新的可持續發展夯實長效資金保障。

　　文章刊載于2026年9月12日《光明日報》，教育在線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