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考入大學，29歲不幸失明，36歲赴哈佛就讀，后成為哈佛建校300多年來第一位獲MPA學位的外國盲人學生，45歲代表中國站上聯合國人權舞臺——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北京市殘聯副理事長(兼)、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楊佳的人生，是一部關于“超越黑暗”的鮮活史詩。

　　推動視障考生走入普通高考考場，深耕無障礙閱讀事業，在國際舞臺為殘障群體與中國形象發聲……從個人突圍到照亮他人，她的故事里，藏著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也藏著生命最動人的韌性與光芒。

　　陳志文：

　　您是78級考生，高考剛剛恢復，15歲就考上大學，當年您是如何抓住高考這個機會的？

　　楊佳：

　　是非常巧。高一的時候，正好趕上全國恢復統一高考。那時候因為學習成績不錯，在湖南省中學生數學和英語競賽中名列前茅，學校推薦我去試一試。我當時很好奇，想著去感受一下高考考場是什么樣子，就報名參加了，沒想到一考就考上了。

　　我高一就讀理科實驗班，當時叫理科尖子班，我是班里的學習委員兼英語課代表，填報志愿的時候，其實沒有什么經驗，一開始只是想去體驗一次高考，結果順利錄取。學校教導處主任劉磊老師還專門找我和我父母談話，勸我：你還沒讀完高一，今年先別入學，等到明年再考，成績肯定會更好。

　　陳志文：

　　您后悔當初的選擇嗎？

　　楊佳：

　　我不后悔。我始終覺得要有只爭朝夕的精神，同時心里充滿新鮮感。中學環境我已經很熟悉，我很喜歡學校的老師和課程，但內心十分向往外面更廣闊的世界。加上當時正值青春期，渴望走向更遠的地方，能夠提前走出中學校園，對我吸引力很大。

　　而且那是1978年，改革開放第一年，全社會思想空前活躍，可以說是信息迸發的年代。新華書店門口經常排起長隊，我父母除了日常開銷，余下的錢幾乎全部用來買書，巴爾扎克的小說一次全部買齊，中外名著、各類著作應有盡有。

　　那一年，有兩篇文章深刻影響了我們幾代人，一篇是郭沫若《科學的春天》，另一篇是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講數學家陳景潤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當時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心中的偶像就是科學家，人人都立志投身科研。可能很多人沒有辦法體會那個年代大家的心境，所有人熱情高漲，崇尚科學家的探索精神，崇尚好奇、攻堅克難的品質，這顆種子在我們心里悄然萌發。

　　陳志文：

　　我有一個疑問，您在理科實驗班，數學成績十分突出，父母又都是大學工科教師，為什么沒有選擇數學或工科相關專業，反而選擇讀英語？

　　楊佳：

　　主要還是考慮到當時理科課程還有許多內容沒來得及學，遵從自身興趣。我父母那一代人主流學習俄語，我們這一代人則不然。湖南師大附中相對開放，常有外校教師、外籍專家前來聽課。真正吸引我學好英語的，是我們英語老師獨特的教學魅力。我的英語老師叫任理和，他上課時，把書本往講臺上一放，全程不用翻看，課講得繪聲繪色，娓娓道來。他閱歷豐富，曾經遠赴西非加納擔任農業領域翻譯，那是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的故鄉；他嗓音深沉富有磁性，經常為我們演唱《老人河》等歌曲。他和方龍伯等優秀的老師自帶感染力，自然而然讓我愛上了英語。

　　陳志文：

　　我也有同感。我中學地理老師原本學聲樂，年紀大了沒法持續演出，轉教地理。講課風趣幽默，比如講到東北，告訴我們去東北一定要把所有厚衣服穿上，“沒有就把被子裹上，到了東北千萬不要揉搓耳朵鼻子，一撮就掉，但也沒關系，找個爐子一烤就粘上了。”大家哄堂大笑，像說單口相聲一樣。一批優秀的老師，給一代人留下了快樂的求學記憶。我也能明顯感受到，您對英語是發自內心熱愛。

　　楊佳：

　　1978年恰逢改革開放，我們需要接觸外部世界，語言壁壘會阻礙對外交流。英語就像一扇窗，掌握英語，新鮮的信息可以直接涌入。我當年還訂閱過《世界之窗》雜志。掌握英語相當于走了捷徑，想要查閱海外新知，可以直接閱讀外文資料，不用等待翻譯譯本。當年譯本往往存在很長時間差，有的甚至要等待一年之久。

　　英語是工具，依托這門工具，我得以了解英語國家的歷史文化，學習英美文學。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學好英語，更增強了我的文化自信，我能夠用英語向外講述、傳播中國文化，能在國家大劇院英文主持《愛心如歌》音樂會。

　　研究生畢業后我留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當時學校設立了與UCLA(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合作的英語培訓中心(GSELC)，該中心是國內三大合作中心里辦學質量最好的一處，主要培訓公派出國人員、訪問學者。我在這里開設英文寫作課程“English Composition”，一周五天都有寫作課，學生也由一開始不敢寫、不會寫，到寫起來收不住筆；此前沒有中國教師承擔這門課，我是第一位。我們希望，外教能夠講授的課程，中國教師同樣可以勝任。

　　我的一個學生用英文翻譯了一部道家養生經典《黃庭經》并請我作序。這位學生原是北京廣安門醫院的舒萌達醫生，是國醫大師謝海洲，路志正，趙金鐸的研究生。留美34年，她不忘初心：中醫是研究生命的學問，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她曾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任教，在美國首府華盛頓DC開設私人診所，用英語向美國人介紹中醫養生文化，深受歡迎。我讀過她的文章“此黃非彼黃，養生經書《黃庭經》和醫學經書《黃帝內經》醫者必讀”。她在美國發現英文譯本《黃庭經》詞不達意。有一年春節她回國探親，和我聚餐，專門詢問“精氣神”、“內景”等中醫名詞地道的英文譯法。書圣王羲之，楷書《黃庭》帖留下“換鵝”的美傳；詩仙李白，“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舒醫生翻譯的《黃庭經》英文版，讓兩千多年的經典走進了現代西方社會。這樣的例子不少。我由衷的為我的學生們感到驕傲，她們很會講并且講了很多的中國故事，為東方的古文明插上語言的翅膀，飛躍大洋，融入現代文明大家庭。

2019年楊佳與舒萌達在北京重逢

　　陳志文：

　　當下很多人提出，AI時代到來，英語學習的價值大幅降低，您怎么看待這個觀點？

　　楊佳：

　　不可否認的是AI讓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了。即便英語基礎薄弱，依靠AI實時翻譯，出國購物、簡單溝通都可以實現，但這只是最基礎的應用層面。

　　如果想要和海外學者深度交流、思辨對話，以及實現真正的知己知彼，僅僅依靠AI遠遠不夠。翻譯講究信達雅，目前AI基本可以實現“信”、“達”，但是“雅”，需要深厚學識、人文涵養作為支撐，僅靠技術暫時難以達成。這次我去中國科大參加紀念嚴濟慈先生誕辰125周年·科教傳承研討會期間，就專程拜訪了科大訊飛研究院團隊，就這方面問題進行了探討。

　　陳志文：

　　我的理解是，AI只能解決工具層面的需求。當語言真正內化為自身能力，承載的是思維方式、文化認知，是放大個人綜合能力的助推器，無法簡單和人工智能畫等號。

　　楊佳：

　　說得非常準確。AI讓我們回歸教育本質，也就是朱永新老師所說的《教育的減法》。當年我學習英語，書包里總要裝著沉重的英漢字典、雙解詞典。現在AI解放了我們，不用隨身攜帶厚重工具書了，但語言背后承載的是文化與思維。我有幸于2008年的端午節去采訪了季羨林先生，在301醫院和他交流。季先生通曉多國語言，甚至掌握吐火羅文這類古老文字。多元語言的學習，匯集形成他廣博的智慧。

　　語言學習，重在信息輸入與思想輸出。當然，AI極大地打通了信息溝通壁壘，從這一點來說，AI技術能夠推動優質資源普惠共享，是非常有價值的。我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撰寫了六十多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聚焦“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條件”。偏遠山區很難引進優質師資、優質課件，但借助AI技術，優質教育資源可以下沉。AI打破了地域限制，推動教育平權，是促進教育公平非常重要的助力。我的哈佛同學、凱風公益基金會秘書長甘東宇在這方面卓有成效，自2024年秋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南詔鎮瓦窯村的一所小學開展縣域鄉村未來教育試點，強調看見每個孩子。如今，該學校學業成績從全縣下游提升至全縣上游，學生在全國AI創新大賽、生態漫畫征集等國家級賽事獲獎。

楊佳提交的《關于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條件的提案》

　　陳志文：

　　我們再回到英語學習這件事。您從教多年，如果給普通人分享學好英語的經驗，會是什么？

　　楊佳：

　　從心理語言學角度來說，語言學習存在關鍵期，12歲之前接觸外語，學習負擔更小，事半功倍，越早開展語言輸入，后期更容易實現順暢輸出。

　　學而不思則罔，大腦遵循用進廢退的規律，持續思考、學習語言，能夠充分開發大腦潛能。同時有研究證實，長期掌握多種語言、方言，持續進行記憶、思辨，可以有效預防和延緩阿爾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癡呆。

　　此外，語言最終要落到實際運用上。在近年的國際交往和聯合國工作期間，我深有體會：語言是磋商辯論、溝通融合的橋梁。例如，精通7國語言、來自西班牙的前世界盲人聯盟秘書長Pedro Zurita，1996年在香港第一次見到我之后，便萌發了學習中文的念頭，并讓我推薦并郵寄相關盲文書籍；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前主席Ronald McCallum教授的女兒也受我影響，學習中文，研究生期間專門研究中國環境保護法。可以說，語言是跨文明溝通的紐帶，也是國家軟實力輸出的重要載體。

　　我曾在哈佛肯尼迪學院攻讀公共管理專業，這所學院國際化程度最高，因為擁有最多的外國學生，如同一個小型聯合國，各國師生匯聚，多元思想碰撞。受這段求學經歷啟發，2002年，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國科大前身)開設了《溝通藝術》課程。我在課程方案里寫明，授課采用國際通用語言，并且留下長遠期許：未來如果漢語成為國際通用語言，我就改用漢語授課。

　　此外，開設這門課，也是受到我的研究生導師李佩先生的啟發。李佩先生開創了中國科學院自費留學的先河，始終鼓勵年輕人走出國門拓寬視野，在她的眼中不存在“人才流失”，只有“人才流動”。她在嚴濟慈、李政道先生牽頭推動的中國-美國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hina-U.S.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簡稱為CUSPEA)，項目中擔任英語口試和筆試的主考官，為廣大有志于物理學研究的青年學者創造了赴美深造的機會，自1979年至1989年十年間選拔了近千位優秀物理學者。由于李佩先生出色的英語教學能力，只要英文水平證明書上有李佩的簽名，就會得到美國大學的普遍認可。

李佩贈書中與CUSPEA有關的文獻(圖源：中國科學院大學圖書館)

　　陳志文：

　　您正好提到李佩先生，您曾經說過，對您影響最深遠的兩個人，一位是李佩先生，另一位是您父親。在您成長道路上，李佩先生帶給您哪些影響？

　　楊佳：

　　首先是學術道路上的指引。李佩先生被國內外譽為“中國應用語言學界第一人”。鄭州大學讀本科時期，美國導師Scott Pugh博士就開設了《語言學導論》，我對“社會語言學”方向十分感興趣——它研究不同人群語言表達的差異，關注語言的應用層面。因此，我報考了李佩先生的應用語言學研究生。

　　李佩先生治學十分嚴謹，尤其注重實用性。她主編了我國第一套研究生英語系列教材，課本內容不局限于語言教學，大量篇目探討科學、社會、人文思想，還收錄了愛因斯坦百年紀念相關文章。內容覆蓋芯片、計算機科學、心臟移植等前沿領域，我畢業留校任教，頭一次感受到什么才是如履薄冰、教學相長，因為聽課的學生很多是理工科背景。

　　此外，她也是精神導師。在人生至暗時刻，視力不斷衰退，處境最為艱難的時候，我常常想起李佩先生。對比她坎坷的一生和堅韌的意志，我遭遇的磨難并不算什么。即便沒有和她通話，僅僅想到她，我的內心就能獲得支撐，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

我國第一套研究生英語系列教材(圖源：中國科學院大學圖書館)

　　陳志文：

　　您能不能分享幾個和李佩先生交往過程中，印象最深的故事？

　　楊佳：

　　故事有很多。記憶最深的是我從哈佛學成歸國，李佩老師邀請我到家里吃飯，說學校迎來了新發展，希望我學以致用，開設新課。她還給我開了一個書單，其中包含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以及杜維明新儒學的相關著作，還說自己也想讀這些書。正是因為受到她的影響，我在2005年參加了北大的“全球化進程中的東方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場聆聽杜維明先生的主題演講《新軸心時代的對話文明》。

　　還有一件事，當年我參與CUSPEA招生閱卷，有一次李佩先生和我聊起一名留學生在美國遇到的困境。這名學生十分優秀，也十分傳統——他尊師重道，習慣被動等待導師主動溝通，不會主動上門交流；但在美國的學術環境里，導師認為該學生缺乏創新和獨立思考能力，雙方產生了很深的文化隔閡。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單純語言流利遠遠不夠，跨文化理解與溝通至關重要，這也堅定了我后來開設《溝通藝術》課程的想法。實踐證明這是個具有前瞻性的舉措，且看最近28位頂尖數學家為AI時代的學術界立下的新規矩，哈佛峰會上形成的9條行動綱領中，第8條就是“強化溝通素養”。

　　陳志文：

　　在突然遭遇失明，墜入黑暗的至暗時刻，您是如何走出困境的，有哪些人生感悟？

　　楊佳：

　　這段經歷很難被普通人真正理解。后天失明的痛苦，遠超先天視障人群。熟悉的世界驟然改變，看書、讀報、寫作、逛美術館、觀影，這些日常愛好全部中斷。我原本教授英文寫作，但閱讀、書寫瞬間變得艱難。

　　日常處處充滿障礙，桌椅棱角、半開的房門，很容易磕碰受傷。那段時間我都不敢出門，在家中行走都四處碰壁，內心十分迷茫。

　　每當陷入低谷，我的導師李佩先生和她的丈夫、“兩彈一星”元勛中唯一的烈士郭永懷先生的精神始終激勵著我。李佩先生90歲壽辰不愿舉辦慶典，學界以“李佩先生教育思想研討會”的形式為她祝壽，嚴陸光等眾多院士到場發言。我在發言時提到，人生不能只做“留得殘荷聽雨聲”，要力爭“映日荷花別樣紅”。

　　1999年，教育部、中國科學院、中國殘聯、北京市委聯合主辦了一場《楊佳事跡報告會》，李佩先生當時就在主席臺上。今年，在CGTN為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的《長征組歌》全球英文誦讀節目中，我在李佩先生塑像前朗誦了《過雪山草地》并表示，要讓長征精神代代相傳。

　　還有一件事讓我獲得極大鼓舞，有一年新學期，三名外教未能按時返校，博士生口語課已完成選課，教務處束手無策，找到李佩先生協調，她當即表態：楊佳可以頂上這門課。她從未把我當成需要特殊照顧的視障人士，而是給予我完全平等的信任。她眼光長遠、心懷大愛，很早便提出借助GPS研發盲人導航設備，我很驚訝：當時美、日盲人協會年會也剛好在研討同類技術，足以看出她超前的視野。

楊佳(右)和導師李佩

　　陳志文：

　　那段低谷歲月里，最難跨越的困難是什么？

　　楊佳：

　　最煎熬的是深入骨髓的無力感，自我價值感徹底崩塌。記得當時乘坐公交，售票員指引座位，我卻無法判斷方位。站在原地不動。那一刻會忍不住懷疑：一個在生活中，連“這兒”、“那兒”都無法弄清楚的人，那他的前路究竟在哪？我讀中學時是長沙市業余體校排球隊員，從小養成了不服輸的性格，很難接受即將失明的自身狀態的巨大轉變。我沒有放棄求醫，假期輾轉各地醫院嘗試治療，多方求醫后認清了現實，只能選擇直面困境，從頭學習如何適應黑暗中的生活。

　　無數生活細節都要重新適應：從前習慣剪掉衣服領口標簽，現在要依靠標簽分辨衣物正反；最怕的是下樓梯踩空，我曾多次因此踝關節骨折。從前常年沿馬路長跑，視力衰退后才留意到城市馬路牙子、無障礙設施存在大量改造空間。如今，所有常走的樓梯臺階、地鐵階梯數量，我全部熟記，這樣出行才能多一份底氣。

　　陳志文：

　　您失明8年后，選擇前往哈佛讀書，為什么？

　　楊佳：

　　當時正值世紀之交，國科大提出建設“亞洲一流、國際知名”的目標。我十分好奇國際頂尖院校的教學模式，正如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言，想要親身感受，親口嘗一嘗“梨子”的滋味。那一年我36歲。

　　既然選擇求學，就要沖刺全球最好的學府，于是我申請了哈佛大學，最終被順利錄取。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沒有欣喜，心里充滿顧慮，不確定自己能不能順利讀完學業。

　　開學選課我穿梭于shopping day試聽課程，每一門課都極具吸引力，取舍十分艱難。同學們大多依憑個人興趣、發展方向，自主規劃選課方案。我超額選修了三門課程，并且把必讀書目、推薦拓展書目全部通讀完，我一直堅持“笨鳥先飛”，盡可能充分準備。

　　陳志文：

　　哈佛求學經歷，給您帶來最大的改變，或者說感受是什么？

　　楊佳：

　　我真切體會到一流高校、教育全球化的魅力。哈佛校園內，大家執著追求真理，鼓勵創新，老師上課從不照本宣科，多元思想持續碰撞。相比常規課程，我格外珍惜各類講座活動，因為講座后半段是自由提問環節，不同觀點激烈交鋒，非常有啟發性。我始終認為，提出好問題比拿到標準答案更加重要。

　　在哈佛，我不僅收獲學位，同時完成了信息無障礙相關的學習。我當時身兼世界盲聯理事、文化委員，出國攜帶的輔助軟件無法適配美國設備，于是我嘗試使用Kurzweil1000、JAWS讀屏軟件，相關研發團隊結合我的專業需求，提供了適配方案，我邊學邊用，快速適應。同時我以教師的視角，觀察不同教授授課風格，學習多樣化教學法。

　　當年畢業典禮上，當我從院長約瑟夫·奈博士手中接過畢業證書時，他說：“祝賀你!佳，你是中國的軟實力!”頓時，全場幾千名師生自發起立鼓掌歡呼。那一刻，我十分激動，我用實際行動向世界證明了：中國人是好樣的!

楊佳(左)在哈佛畢業典禮上和約瑟夫·奈握手

　　陳志文：

　　哈佛的經歷，也為您深度參與國際交流打下基礎，比如您后來擔任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副主席。

　　楊佳：

　　您說得非常準確。2008年11月3日，由中國政府提名，我在紐約角逐“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委員。這是聯合國新設立的人權機構，其使命是履行《殘疾人權利公約》，41個締約國參加投票，23名候選人，從中產生12名委員。連選三輪，我在第一輪就高票勝出，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位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委員。

2008年11月3日，由中國政府提名，楊佳在紐約競選“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委員

　　國家履約審議會議原本不支持網絡直播，因為在我國外交史上史無前例。我結合哈佛學到的國際組織改革趨勢指出：占世界總人口15%的殘障人士出行不便，很難親自抵達線下會場，線上直播勢在必行，最終會議實現全程直播，但整個過程伴隨著多方博弈。

　　李佩先生傳授的社會語言學理念教會我，對外發聲要不卑不亢，有理有據。當時，國際人權領域冷戰思維依舊存在，我所在的委員會的秘書處以及紐約聯合國總部大量資源長期由美方主導，是沒有硝煙的戰場。首屆委員會需要建章立制，一次全體會議上，秘書處突然發難，以聯合國經費不足為由，提議取消中文工作語言。時任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副主席的資深外交家王學賢先生再三叮囑我：這是聯合國人權機構慣用的伎倆，一旦得逞，中國履約時會很吃虧，你千萬要頂住啊!我多方溝通、決不讓步，最終保住了中文正式工作語言的地位。

　　還有一次審議秘魯履約報告，中文傳譯設備突發故障，委員會主席提議，我英語流利，可以直接用英文提問，但我仍選擇等待設備維修完成再發言：如果這次默許跳過中文，等到中國履約審議時，極有可能再次出現類似問題，必須提前掃清隱患。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發生7.1級地震，我依據公約第十一條人道主義救援條款，在第一時間請求聯合國發表聲明。這絕非易事，我做了大量說服工作，第二天一早，即北京時間4月15日凌晨2點44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發表《關于中國青海玉樹地震的聲明》，對我國政府切實有效保障震區殘疾人各項權利給予高度關注和人道主義聲援，并提出指導性意見。這種閃電般的速度，對于聯合國來說是前所未有的。

　　也正是大量國際磋商的經歷，讓我更加懂得了《溝通藝術》這門課程的現實價值。

　　陳志文：

　　您長期推動視障群體無障礙閱讀，為什么持續深耕這件事？

　　楊佳：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特殊讀者，又是首屆殘疾人權利委員會無障礙專家工作組成員，還主持過2010年聯合國關于無障礙的一般性辯論日，深知視障人群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閱讀。AI時代，我們理應借助技術打破壁壘。早在1996年香港舉辦的“視障人士信息技術國際研討會”上，我就提出了“讓信息技術與盲文和諧相處”這樣的愿景，如今已成為現實。

　　當下，閱讀資源存在巨大鴻溝，適配視障群體的讀物不足普通讀物的5%，國內可供盲人閱讀的書籍占比更低，版權壁壘是核心阻礙。對此，依托《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九條無障礙條款，我們持續推動落實《馬拉喀什條約》(全稱為《關于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是國際著作權條約體系中，第一部以保障殘障群體閱讀人權為核心宗旨的版權專門條約)，破除版權限制，惠及閱讀障礙人群。條約落地后，閱讀資源大幅增加，視障群體告別“書荒”。

　　這里我想特別推薦一本書——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童喜喜于2025年出版的作品《颶風回家了》。這部作品專為視障兒童創作，最早于2021年在《盲童文學》連載，之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推出盲文版、大字版和有聲書三類無障礙版本。這本書和當年作家劉恒寫我的那篇報告文學《小楊教書》一樣，不說一個“盲”字，不刻意渲染殘障身份，但處處都在寫“在風雨中起舞”的勇氣，完整踐行了《殘疾人權利公約》平等共享、《馬拉喀什條約》的無障礙精神。

　　我為此書撰寫了書評，《不朽的不是書，而是讀書人》，刊發于人民日報海外版，并在圖書發布會上分享推薦。這本書受眾不局限于兒童，成年人閱讀同樣能有所收獲。目前我已經完成這本書的英文翻譯，計劃錄制英文有聲版本，把優質中國作品推向世界。

　　陳志文：

　　2014年您提交提案，推動視障考生參加普通高考，被認為是“最有溫度的提案”，當年就被教育部采納了。當時是什么契機促使您提出這項建議？

　　楊佳：

　　我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是“知識改變命運”的見證者，多年之后我發現，國內視障考生長期實行單考單招。北京聯合大學、長春大學等就是視障學子心目中的北大、清華，但專業十分有限，只有推拿、音樂、鋼琴調律、少量計算機方向，視障考生渴望有更多的選擇來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

　　教育和就業緊密相連。《殘疾人權利委員會第八屆會議就中國初次報告通過的結論性意見》中指出，“殘疾人自主選擇就業機會不足”、“高等教育階段對殘疾人的支持有限”；有專家提出，盲人就業路徑狹窄，高度集中在推拿行業。想要拓寬就業路徑，教育改革必須先行，打破專業報考壁壘。

　　其實技術層面并不存在障礙，核心問題在于觀念轉變。因此我提交提案，推動視障考生參加普通高考。

楊佳提交的《關于視障人士參加普通高考的提案》

　　其實在提案落地初期，效果并不理想。教育部工作人員聯系我，表示盲文試卷籌備難度大，首批試點考生成績不理想，考慮第二年是否繼續。我堅持必須持續推進，絕不能半途而廢。第二年就有考生取得優秀成績，之后陸續有昂子喻等視障學子考入一流高校，黃鶯等人順利考入211大學讀研。

　　可以說，這項改革兼具現實價值與國際示范意義，高考考場搭建無障礙配套設施，主動接納視障考生，為其提供“合理便利”是社會公平的重要標志。如今，越來越多視障青年通過普通高考圓夢，十分鼓舞人心。

　　當下，依托AI技術持續完善配套，這項有溫度的教育改革定能穩步向前。同時，作為北京市殘聯兼職副理事長，我積極推動《北京市進一步促進無障礙環境建設2019—2021年行動方案》的出臺與落地；當看到北京市長為我簽發的聘書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院士教導我，要多為盲人朋友做實事，他本人也在《無障礙環境建設法》實施的元年親自為北京市導盲犬培訓基地揭牌。我始終相信AI向善、科技有溫度。甚至抱有期待，或許下一次采訪的時候，我能夠重新看見世界。

　　陳志文：

　　談到您的經歷，很多人習慣將您的人生分為兩段：失明之前、失明之后。您認同這種劃分嗎？

　　楊佳：

　　可以這樣劃分。失明之前，我與他人競爭，努力超越別人。視力衰退之后，人生課題轉變為超越自我。真正的對手從來不是旁人，而是自己。很多障礙源自內心，如果內心足夠強大，疊加當下的技術條件，人人都可以追逐理想。

　　李佩先生曾經說：“追求是一首歌”。她生命不息，創新不止，一生永葆朝氣，永遠是科學春天里的年輕人，我和她精神相通。

　　陳志文：

　　您樂觀積極的狀態，和您的家庭、家教密不可分。您曾經說過，父親對您的影響非常大，他帶給您什么？

　　楊佳：

　　父母給予我的支撐難以估量。他們理解我深耕教育的選擇：看到學生成長，是教書育人最大的樂趣。

　　父母如同人梯，托舉我前行。年輕時，父親作為一名“又紅又專”的教師，跟隨蘇聯專家奔赴全國各地找鈾礦，深入艱苦一線，早年防護條件簡陋，只發了一件雨衣，他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健康嚴重受損，在家躺了半年才逐漸恢復。但他始終認為，為國奉獻，一切都值得。在我最難的時候，他不離不棄，腰桿挺直，既是我的生活依靠，更是精神支柱。

　　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一群人的扶持。我站在無數前輩巨人的肩膀上，常懷感恩之心。

　　陳志文：

　　對話中您多次提到AI。您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帶來的平權價值，是否可以有效縮小精英與普通人、健全人與殘障群體之間的鴻溝？

　　楊佳：

　　我認為，AI可以充當“盲杖”，但是無法完全替代人類向導，也就是說AI只是工具，最終要依靠人來定義它的使用方向。對待AI，我們要引導技術向善。

　　當然，AI發展并非直線上升，發展過程中也會出現能力波動。AI可以承接大量重復性工作，充當輔助，記憶模糊的知識點、繁瑣的資料整理等都可以交由AI處理。但人類必須保持高于人工智能的思考能力，學會引導、駕馭技術。

　　此外，科技助殘，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大量新可能。在這里我想推薦一本書，《人工智能簡史(第三版)》，作者尼克，本名張曉東，是我中科院研究生院同班同學。烏鎮智庫理事長、文津圖書獎得主。今年4月推出新版，內容門檻友好，具備高中知識就可以讀懂。《自然》《新科學家》雜志社都希望推出英文譯本。該書英文版有望于年底或明年年初問世。

　　今年5月，我在美國與哈佛師生們交流中發現：當下全球各行各業討論的話題幾乎都會延伸到人工智能。AI眼鏡、翻譯耳機、智能盲杖、各類輔助軟件，擁有廣闊的應用和發展空間。這些智能設備不僅服務視障群體，也能夠幫助自閉癥兒童搭建溝通渠道。不少自閉癥孩子難以和家人交流，但是可以和AI建立聯結，維持社交能力，激發繪畫、音樂等創造力。如，今年春節期間，我促成了中科院殘聯職康站18位小學員感受低空技術魅力的主題為“科技助翼 點亮心光”的無人機科普體驗之旅，學員們欣喜若狂，流連忘返，原定一個半小時的活動持續了3個多小時!

　　總之，AI在教育、醫療、助殘領域大有可為。當然，也要對技術的潛在風險提前預判、有效約束。科技要想發揮價值，離不開人類的包容與善意，建議人工智能產品研發團隊兼顧多元人群的需求，共同打造一個包容性更強的社會。

　　雖然我看不見，但是人工智能可以賦予我“千里眼”。我始終期待，這方面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我忘不了在去年九三學社成立80周年慶祝會上，韓啟德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十一、十二、十三屆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對我說：“楊佳，好好保重身體，腦機接口等突破會創造奇跡!”

　　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有關光遺傳學的突破也為盲人帶來了希望。我期盼著重見光明的這一天早日到來。

　　陳志文：

　　現在00后、10后陸續走進中學、大學，年輕人常常陷入迷茫。最后，您有什么人生建議送給年輕人？

　　楊佳：

　　教學相長，我也時常從年輕一代身上學習。當下創新人才越來越低齡化。無論時代如何變化，個人理想應當和國家發展緊密相連。心中存有大我，才能最大限度激發自身潛力。

　　肯尼迪有一句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么，問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么。引申開來，不要等待社會給予你什么，要主動思考自己能為社會創造什么。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積極傳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2015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上，我代表九三學社中央做《點贊正能量 厚愛正能量 弘揚正能量》的發言。該發言入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大會發言參考文本》，我也是首位登上全國政協大會發言席的視障委員。

楊佳提交的《關于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條件的提案》

　　僅僅考慮小我，遇到困境很容易退縮。前往聯合國履職初期，多次遭受刻意打壓，發言順序被隨意調整，發言內容被故意歪曲，處處碰壁。我一度情緒低落。時任駐日內瓦外交官開導我：壓力不是針對你個人，目標是中國。如果你選擇沉默，正中了人家的圈套，慢慢被邊緣化。想要爭取權益，就必須主動發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于是我主動聯絡肯尼亞等多國委員溝通交流。最終由多國委員提名，我成功當選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副主席，并且實現四年連選連任。

　　我在擔任首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副主席的四年里，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扭轉了那些質疑中國人權發展的人們的觀念。一位重度殘疾人，一位女性，能夠成為中國一流學府的教授，能夠成為參政議政的全國政協委員，能夠被中國政府提名參與聯合國人權事務，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中國尊重人權最生動有力的佐證。

　　2011年，我獲得哈佛肯尼迪學院校友成就獎，是當年全球唯一獲獎者，也是該獎項設立以來第18位得主，聯合國人權周報專門刊登相關報道。全球頂尖學府的認可，也為我們對外講述中國故事提供有力支撐。

左圖為“校友成就獎”頒獎典禮；右圖為2011年聯合國《人權周報》第26期報道

　　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年輕人首先要自我成長、追求卓越，同時把個人命運和家庭、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人生才不會茫然，才會擁有歸屬感與使命感，才會有一份光發一份熱。價值理念是需要代代傳承的核心。物質、技術發展快慢都可以調整，但正確的價值觀不能缺位。

　　令人欣慰的是，2026年領讀者大會暨中國閱讀三十人論壇年會上，我倡議設立的以導師李佩、郭永懷夫婦命名的、旨在弘揚其愛國、奉獻、科學、創新精神的“永佩大講堂”已成功開講。

　　陳志文：

　　謝謝您。

　　參考閱讀：

　　科技有愛，融合無礙——中科院殘聯職康站學員走進中關村低空技術創新中心體驗無人機科普之旅

　　《永佩大講堂》首次活動-AI賦能新時代閱讀，圓滿落幕

　　當AI越來越會讀書，我們怎樣讀出自己?《永佩大講堂》首次特別活動聚焦新時代閱讀(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328191165632323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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